我在紐約頂奢酒店伺候老錢：賺錢多，但想回國

01

“熙少，我剛畢業，在紐約一家私人會員制酒店做房務經理，年薪8萬美金，包三餐，公司交最好保險，還有30天帶薪假期，但我想回國了......”

安娜，是前陣子后臺聯系我的一位讀者朋友，她說話語速飛快，由于時差，我們的交流往往在清晨與深夜。

第一次聊天，這個00后重慶女孩就和我秀出了她在全球酒店行業都算得上頂配的學歷：

本科從Les Roches （瑞士私立酒店管理學院，全球第二） 上海校區轉到芝加哥校區，凱悅、朗廷實習后，又回到瑞士校區讀完MBA，今年2月剛畢業。

安娜說：“因為家里沒有礦，這條上學路徑是自己精打細算選出來的，本科和碩士加起來一共才花了200萬人民幣。”

按照現在的工資進度，她笑稱自己再工作兩年半就能賺回來了。

前提是留在紐約，錢則是最現實的理由。

“做酒店這行，一定得在北美起步。”安娜說，中國五星級酒店實習生一個月1800元，而她在芝加哥實習期都是三四千美元起跳，“實習生待遇和基礎崗位一樣，美國加班費還會雙倍、三倍給報酬。”

年初拿到碩士學歷后，安娜現在供職的酒店叫The Ned NoMad，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連鎖五星，而是一家真正的紐約私人會員制頂奢酒店。

酒店開在一棟1903年的歷史建筑里，樓下是餐廳和俱樂部，樓上是167間復古風房間，每晚定價八九千人民幣。

普通人也能訂到這家酒店的部分對外房型，但真正主力客戶是年費20萬美元的會員，還必須經由至少兩個老會員推薦以及足夠華麗的銀行流水財力證明。

“說白了，我們就是服務圈層，不少客人是在福布斯榜上見過名字的。”安娜告訴我，“酒店接散客，但重點服務對象不是他們。”

她的職位是房務經理，介于前廳和客房之間，是客房體驗的幕后負責人，在國內酒店行業算是個挺“牛馬”的工種。

但安娜笑著說，“在紐約其實不累，只要你了解這些‘老錢’的習慣，他們就不會找你麻煩。 因為美國客人要的不是跪，是熟悉和尊重。 ”

說到這，我很好奇她怎么看待中美酒店服務理念上的天差地別。

安娜回答得很快：“中國酒店講跪舔客人，美國講員工尊嚴；中國酒店講凡事認錯，美國酒店講服務流程。”

怎么理解？

她舉了個例子，“有一次查房，之前的房務忘了拿走上一個客人落下的T恤，新客人發現后說影響心情。”

安娜說她沒有解釋太多，直接換房、送小吃，好言許諾下次給客人升級很難訂的房型，然后那對灣區來的硅谷大佬夫婦欣然接受了。

對方的身份和事情解決的順利程度超乎我的想象，便問她，這樣的投訴一個月能遇到幾次？

“很少，兩三起吧。我們流程做得很細。”安娜說， “美國的客訴更像是一種談判，只要你態度到位，他們不會揪著不放。”

“他們要的是姿態，不是你跪地求饒，什么都喊yes、yes、yes......”

安娜看過旅界那篇報道，一個00后女生在上海白嫖十幾晚酒店，最后還得靠警方介入才付錢。

她直搖頭：“太魔幻了。”

“我們這邊一個會員因為口頭騷擾服務員，直接就被全集團拉黑，連帶取消會員積分和推薦資格，你覺得國內哪個酒店敢這么干？”

說到這里，安娜語氣平靜下來。

“所以我不是覺得美國酒店工作有多好，我只是覺得這里尊重人。”

她頓了一下，又說：“但我也累了，不是工作，是環境。”

02

剛畢業就年薪60萬人民幣，還能享受到如此人性化的工作環境，為啥想回國卷生卷死？

安娜嘆了口氣， “我是覺得，這地方太不安全了！”

這是她說出“我想回國”背后的第一個理由。

安娜原本在芝加哥讀本科，也在當地的凱悅和朗廷兩家五星連鎖酒店集團實習工作過，那段時間，她形容自己“每天提心吊膽”。

“尤其在芝加哥凱悅酒店打工，根本沒有保安，酒店里吸毒的、販毒的、賣淫的什么人都有，你覺得你是在管理房務，其實每天都像行走在幫派世界......”

最驚悚的一次發生在2020年，安娜距離死亡只間隔了幾分鐘。

“我有個特別好的大哥汴華一，他在芝加哥開餐廳，那天我們幾個朋友約著吃夜宵，結果我臨時胃疼，沒去。”

正是那一晚，出事了。

安娜事后回憶，“汴哥和朋友被人近距離開槍身亡，但他老婆活下來了，整個人卻瘋掉，現在還在精神病院......”

兇手是黑人青年，動機就是搶劫，開槍的位置在芝加哥中國城一處停車場，而這僅僅是當年風城元宵節期間發生的惡性案件之一。

就那一次，足以讓安娜知道什么叫“差一點就死了”，如果當時去了，她會成為新聞上第三個名字。

這些年，安娜為汴華一出庭作過證人，但她對美國司法系統失望透頂，“人是抓到了，黑人沒錢賠，最后判了兩年，人應該早就放出來了。”

一年后，安娜再次成為新聞見證者，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畢業生鄭少雄被一名有大量青少年犯罪前科的19歲黑人劫匪斯潘槍擊胸部殺害，年僅24歲。

安娜說，“他也算是我半個老鄉，單親媽媽帶大的孩子，真的要哭死了......”

說這段時，安娜的語氣變得很平靜：“熙少，你沒經歷過這些，真的不會明白什么叫‘活著是運氣’。”

那之后，她徹底搬離了美國犯罪之都芝加哥，去理諾士的瑞士校區讀MBA。

畢業后，安娜選擇了紐約，進了The Ned Nomad，工資更高，環境更好，可她說自己還是不安心。

“我有一次晚上下班坐公交車，看到一個穿短褲的白人青年，他兜里有把槍還沖著我笑，當時就下車了，不是怕丟錢，是怕丟命。”

我問她，除了治安，還有別的想回國的原因嗎？

安娜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有了， 就是在美國酒店當個華人經理真的太難了。 ”

她解釋稱自己管的是多族裔團隊，黑人、拉美人、白人、亞裔，全都有，“你知道在美國當經理最難的是什么？不是事情難，是人難，尤其管黑人。”

安娜并沒有拐彎抹角：“我最不愿意帶黑人員工，你跟他們說話要非常小心，不然一句話就能被上綱上線，說你種族歧視，再給你扣個侵犯人權的帽子。”

“我昨天就因為一個客訴跟他們溝通，我只讓他們別跟客人說太多話，道歉的事我們經理來做。一個黑人女性員工立刻回我：‘你沒有權利讓我閉嘴，我有說話的自由。’”

她深吸一口氣，“在美國當經理，每天都要被她們搞心態，你還不能罰，不能罵，只能勸。”

我突然想到：“那白人好帶嗎？”

她說：“也不好帶，還會排擠你。”

安娜目前的同級經理就是兩個白人女性。

她稱這倆人工作能力很一般，“但在老板面前總想打壓我，她們知道中國人干得比她們好，升得也快，所以就各種使絆子。”

安娜慶幸老板還算信任自己，但表示：“也得小心，不能表現得太強，不然團隊不服，在這邊中國人太能干有時候反倒成了原罪。”

我表示理解，問她：“你會不會更愿意帶中國人？”

她似乎在微信另一側頻頻點頭，“那當然，如果有得選，我會全用中國人，又勤快，又靠譜。”

“但你不能啊。在美國必須種族平衡，哪怕你心里知道他干不了活，也得給他機會。你不給，別人就說你種族歧視。”

她嘆了一口氣：“在中國，不能干就讓他滾。在美國，不能干的得留下來，還不能說。”

說這話時，安娜沒有憤怒，更多的是疲憊。

03

“我還想在酒店行業干，但我想回國。”安娜說這句話時，語調很平靜。

她這段時間開始密集關注國內酒店新聞。“我看了你們那篇文章，講那些客人白嫖早餐，白嫖洗浴備品，還要酒店索賠現金，你知道我什么感覺嗎？”

她頓了頓，“我真的氣到了。不是為酒店，是為這個行業。”

“美國的客人也有脾氣，但他們不會在幾百塊人民幣的房價上，對員工口出惡言。可中國有些人，一晚兩三百塊的房間，就以為能對服務員發號施令？”

她說在The NedNoMad工作這段時間，見過太多“不好伺候的人”，但那些人不會沖你喊。

安娜表示自己不反對服務，“但不接受跪著服務。”

把回國排上日程的安娜對國內“顧客至上”酒店文化心存警惕，她希望回來，但堅決不考慮麗思卡爾頓隱世、安縵、寶格麗這些奢華酒店品牌以下的任何酒店。

我問她，回國后的預期薪資是多少。

安娜稱身邊有一些同學已經回國工作，以她現在的學歷+工作經歷不會低于總監，而在中國奢華酒店做總監基本也是能拿到3～4萬元人民幣月薪，少一點的也至少得在2～3萬元人民幣左右。

她勉強可以接受，但同時，安娜又并不打算只做酒店職業經理人。

“我也想做自媒體，講講奢華酒店背后的故事，分享我的工作、遇到的客人，做一個懂行的講述者......”

她還想上中國的綜藝節目。

“不是做藝人，是做那種分享職業的節目，比如給一群搞不懂服務行業的人上一課，讓他們知道， 酒店不是你花錢就是大爺的地方。 ”

我笑了，“你野心不小啊。”

她也笑，“都卷到這個程度了，不多條賽道，怎么活？”

我當然知道她說得沒錯。但我還是提醒了她一句，“你現在逃避的那些事，可能回國后還會碰上......”

她不說話了，微信上一直顯示正在輸入。

良久，一條文字閃現在我們的微信對話框，“那也比現在輕松點吧，至少員工不聽話，我能罵人。”

這是我們最后一次聊天。

我的上午是她的深夜，安娜還要回去寫明天的運營計劃，安排排班，處理內部報表。

她說， 她不想在紐約曼哈頓老去。

我沒勸安娜留下，也沒鼓勵她回國，只是靜靜聽完這個二十出頭的重慶姑娘講完她的高光與疲憊。

像所有打工人一樣，無論紐約還是上海，她的人生還有一站接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