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縣城五星酒店做公關，窺見婆羅門隱秘世界

前幾天，一個讀者朋友蘇瑤想和我主動聊聊她在家鄉五星酒店工作的感受。

疫情后，蘇瑤帶著幾分迷茫和期待回到老家，進入了一家縣城的國際五星連鎖酒店擔任市場公關傳訊。

在這個新的舞臺上， 她目睹了縣城五星酒店背后的光鮮與不堪，見識了不同階層消費者如何在這座三線城市構建自己的小鎮貴族生活。

在我們的多日交流中，蘇瑤和我講述的不僅是一個職場女孩的蛻變，也是五星酒店與縣城消費文化之間的碰撞。

以下是她的親身經歷。

01

兩年前，我29歲，單身，剛從一家旅游新媒體離職。

曾經的日子像一道繃緊的弓，我是那根搭上去的箭，每天早出晚歸，做著別人眼中“沒有前途”的內容運營，深夜再回到合租房，總覺得自己像個城里漂著的外人。

辭職時，恰逢疫情后第一個春天，白色柳絮漫天飛舞，我鼻炎又犯了，坐在CBD寫字樓15層往外看，心里只蹦出一句話：“回家吧。”

但回老家搞錢，是不是一定得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這是我一直困惑的事情。

果不其然，回家第一個月，我刷遍了招聘網站，發現除了房產銷售，就是電信營業員，當然還有一些本地事業單位的崗位，能投的都投了，石沉大海。

后來，家里人也不再催了，媽媽說“你要不歇幾天，還是回城市吧。”

就是這個時候，朋友圈里有人轉發了一條消息，我們縣里唯一的那家國際五星級酒店要招人了，其中有Marcom （市場公關傳訊） 崗。

一線城市生活多年，但其實我并不了解五星酒店，唯一的認知是這里都是高大上的場所，就像《三十而已》中海王日常下榻的上海外灘悅榕莊那樣。

而我們縣城這家酒店全靠其他工作襯托，職業體面、環境舒適、看樣子還很穩定，我決定試試。

沒想到，我們這個缺人才的小縣城真把我錄用了，我媽都替我高興，說：“這下又能在家，還有好工作，你是遇見貴人了。”

她說對了一半，確實是天天見“貴人”，不過不是她理解的那種。

幻想中，市場公關是白領崗位，日常是坐在寬敞辦公室里寫策劃、拍美照、辦活動，優雅地處理媒體關系，偶爾還能在品牌贊助酒會上與貴客寒暄幾句，輕輕松松積累人脈資源。

現實是，在我們這個縣城，前廳人手不夠，公關得頂；文件沒人寫，公關來寫；宴會設計臨時改方案，公關得跟進到凌晨；老板心血來潮想要一個視頻號爆款，公關必須一小時內出方案并執行。

而我第一次遇見“貴人”，恰好是一個替前臺頂班的周五下午。

那天臨近下班，行政總廚忽然通知我們：“晚上7點前有位貴賓點了個蛋糕，上海人肉快遞的，讓前廳準備簽收。”

我還沒反應過來，就看到一個戴鴨舌帽的小哥拎著保溫箱氣喘吁吁走進大堂。

他不是快遞，是跑腿。

小哥告訴我，這單蛋糕從上海浦東某高定烘焙坊取貨，到我們這個江南小縣，來回高鐵5小時，跑腿費750元，蛋糕外包裝纏著絲帶，冰袋和錫箔袋，里外里包了三層，小哥還自掏腰包多加了一層保溫箱。

他說：“這是這個月第三次跑我們這邊了，上次送的是上海國金IFC的香水套裝，還有一次是上海私人醫生開的膳食補充劑。”

我好奇：“誰讓你送的？”

小哥聳聳肩：“不知道，我只負責送，反正每次都是這家酒店的客人收。”

蛋糕最終被送進了我們酒店最寬敞的西餐廳包間，來自本地的主人沒露面，只讓服務員在她朋友生日派對時“輕描淡寫地放在茶歇臺上”。

而那一晚， 我突然明白小鎮貴婦們并不缺錢，她們缺的是場景和確認感。

在縣城里，五星級酒店就是她們和世界同步的唯一窗口，一個從上海送來的蛋糕，也不是為了吃，而是為了在小紅書拍照、在朋友圈標注生活方式。

而我也在這家酒店，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到下沉市場的另一面：縣城不是沒有消費力，只是換了一種路徑在悄悄攀登。

02

剛入職的時候，我以為五星酒店打工最大難點是流程復雜、客戶苛刻，后來才明白， 真正難的是你必須學會看人臉色，而這些臉色決定了整個縣城的社交氣候。

我們酒店像一座孤島，外面是熟人社會的縣城，里面是一個重新洗牌的“準上流世界”。

大堂就像一面鏡子， 每天照進來的不是人，而是身份的流動與分層的游戲。

酒店的婚宴廳成了小鎮最熱的資源。

哪家人能把孩子婚禮辦進我們的無柱宴會廳，再請來外地樂隊，租上酒店噴泉草坪搞迎賓，就成了縣里朋友圈的年度焦點。

有位食品廠老板娘提前一個月訂場地，結果被某位“上面有人”的貴婦截胡，她在前臺大吵了一下午，最后用一句話把前廳經理噎得說不出話來：“你知道我老公管哪個局的嗎？”

前廳、F&B （餐飲） 、Event （活動） 、公關，甚至保潔，所有崗位都清楚縣里誰最不能惹，我們甚至做了個“客人背景雷達圖”來提醒新員工。

這不是笑話，是活命技能，因為一個小失誤，可能會引來對方那句“你們總經理/業主認識XX嗎？”

三線縣城藏龍臥虎，你們可能無法想象，我們酒店每晚萬元左右的總統套還是挺搶手的， 買單的不僅是上海來的有錢人，也有本地大佬、貴婦，他們之間似乎有種隱秘的聯系。

據我觀察，酒店西餐廳的客人往往混著兩種語言，一種是普通話夾雜吳儂軟語、英文的上海白富美，另一種是講著地道本地方言的老板娘、官太太們，但她們的化妝風格、包包品牌、點餐語氣卻驚人地一致。

小鎮貴婦們不在大城市過日子，但生活方式必須同步更新。

記得有一次縣里一位闊太太的閨蜜局由我們負責執行，她要求每個茶杯都貼上定制的金箔姓名貼紙，“不然怕記不住她們的英文名”。

我當時在后臺看同事一邊貼杯子一邊想：這些名字像電視劇里才會有，什么Gloria、Yolanda、Tiffany，她們本名可能是張姐、劉姐、胡姐，但在這家酒店里，她們活成了自己理想的樣子。

當然，在酒店，我們每個人也都以英文名相稱，私下里，我們會開玩笑，這里就是“縣城版的白蓮花大飯店”。

但這種光鮮也只屬于極少數人，更多人是在酒店門口停車位猶豫很久，才咬牙來消費一次的。

我們辦過一次本地教育局的聚餐，底層公務員進來時滿臉緊張，用塑料袋裝回水果，說“給娃兒帶點好吃的”。

那晚我站在側廳看著他們離開，一個面容拘謹的女人路過我身邊，對同事悄悄說：“以后還得努力，不然一輩子都只是來吃別人請的。”

刷刷社交媒體，偶爾能看到吃下午茶的本地客人發文，“小鎮也能有生活質感”，她們手托香檳杯，配圖是銀三層點心架，還有我們酒店若隱若現的LOGO。

我突然有點動容， 小鎮女孩不僅僅是在炫耀，而是在完成一種自我確認，哪怕身處縣城，也值得擁有看起來不錯的人生。

那一刻我有點恍惚。

這家酒店就像一塊放大鏡，把這個縣城里所有的虛榮、欲望、自卑、焦慮和掙扎，全都照得一清二楚。

你以為遠離北上廣就能脫離競爭，其實在小鎮，每個人依然在找機會往上爬，只是換了戰場，換了表達方式而已。

03

酒店的玻璃幕墻每天都反射著陽光，看上去光鮮亮麗，可我們這些在玻璃背后工作的人，知道它其實既熱鬧又疲憊，既高貴又殘酷。

我每天早上八點半打卡，站在全縣最貴的大堂地磚上，穿著高跟鞋走上樓梯，假裝自己是那個“體面職場女性”。

其實我腳經常痛得不行，活動來了就一邊職業假笑一邊跑樓層，遇上突發狀況，還要臨時寫致歉信，語氣必須“誠懇+文藝+不卑不亢”。

這份工作，看起來和我在一線城市沒什么兩樣，甚至更體面一點，但我知道，這份體面只服務于某一群人，而我們只是負責把體面包裝好、運作好的人。

我見過深夜還在拿著抹布擦桌子邊哭邊說的廚房大姐：“我兒子不理解我，說我不回家。”她是單親媽媽，從洗碗做到宴會餐臺主管，每天工作12小時，有一次在倉庫門口差點暈倒。

我也見過夜班保安在監控室刷短視頻，一邊吃泡面一邊說：“你別看他們笑得歡，其實也就那么回事，哪個真幸福啊？”

人一旦習慣為他人的開心布景，就會變得很安靜。

最讓我動容的一次，是在去年冬天。

我在員工電梯里碰到負責布草的阿姨，她的腳纏著繃帶，手里卻拎著一袋還冒著熱氣的毛巾，抬頭對我笑，說：“我現在一天都要來這個樓20多次呢，腿也習慣了。”

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我們這些穿著制服的人，就像酒店里的空氣，誰都在用，但沒人注意。

貴婦們進出總統套房，我們躲著走，以免不小心碰了她的包，貴賓餐桌布置不滿意，要改顏色，我們凌晨兩點還在配花材方案。

最神奇的是，前段時間，有一場女性領導力論壇在我們酒店辦完，我陪一位媒體上車，結果回到后廚看到有女員工因為準備延遲被廚師長罵哭了。

“女性力量”到底是什么？

她們說的是舞臺和麥克風，我們經歷的是冷水、粗話和反復的加班通知。

有人說小鎮貴婦是“縣城的白蓮花”，不是諷刺，是實在像，穿著愛馬仕新款成衣，開著邁巴赫來酒店做臉，下午喝完茶就去附近的花店安排派對布置，把上海的生活方式挪到了縣城里。

而我們在她們之間像一群幽靈。

有時候我也羨慕，羨慕她們的精致、從容、無需發愁柴米油鹽，更多時候我有種說不清的感受：總以為離開北上廣就能脫下焦慮，但小鎮也有屬于它自己的“上流鄙視鏈”，我只是從一個戰場，走到了另一個。

我不是要唱衰誰，其實如果你真心做這份工作，是可以收獲很多細節美好的。

一個燈光布置得恰到好處的夜宴，一個被客戶點贊的宣傳文案，一位第一次來縣城的老外說：“這地方真不像中國的縣級市”，這些瞬間也會讓我覺得，自己也在創造一些人生價值。

久而久之， 我開始明白縣城五星酒店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它只是社會的縮影。

縣城五星酒店也不是一座孤島，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真實地連接著這座小城市的權力、金錢、欲望和普通人的辛苦謀生。

我現在還在這里工作，有人說我“太能熬”，我笑笑說“沒事，我見多了。”事實上，我不想離開的主要原因是房貸和生活壓力。

我想再多看一看這個地方的浮華和脆弱，也許有一天，也能和熙少一樣把更多縣城五星酒店里的人生際遇寫成故事，講給那些還沒回家、或正要離開的年輕人聽。

本文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