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他們重新開始上班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猛犸工作室 （ID：MENGMASHENDU） ，作者：王晨婷，編輯：梁勵，題圖來自：AI生成

本是陪伴女兒一起到上海工作，鄭女士卻比女兒更早入職了。

鄭女士，1969年生人，高中文化，在下崗潮中離開國企轉干銷售。如今正處于領取退休金的第6年，每個月可以穩定領取2473元。

鄭女士的女兒，1996年出生，在香港碩士畢業后短暫地在一家咨詢公司工作，初到上海尋找金融領域的工作，每個月穩定地支出房租3700元。

小鄭還在起早貪黑讀資料準備二面，鄭女士已經不聲不響入職了樓下超市看店：早上7時到下午3時，每月四千五，下班了還能帶根排骨回家給女兒煲湯。她甚至不只收到一個offer：“樓下王姐介紹我去干保潔，我還嫌累給拒了呢。”

有足夠的社會和工作經驗，配上更靈活的勞務方式，低齡老年人在就業領域其實頗有市場，多位受訪者亦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工作比他們想象中好找。 而即將在9月1日施行的社保新司法解釋一出，本就火熱的老年人就業市場又迎來新的機遇。

最高法日前出臺指導意見，9月1日起任何“不繳社保”約定都屬無效，單位需支付經濟補償，一時引發關于“強制社保”的討論。盡管不少商戶老板尚在觀望，但已經開始有大型企業下手“爭搶”退休人才。

最先引發關注的麥當勞回應稱，企業采用靈活多元的用工方式，自2022年就開始招聘退休員工；北京環球影城近期發布的零售服務人員招聘信息顯示，招聘條件要求為正式退休人員 （已取得退休證） ；上海小楊生煎、凱司令等部分門店也掛出招聘退休人員的告示。

我國社會保障結構復雜，以“退休返聘”為代表的勞動關系，會否成為未來的就業趨勢？靈活與保障之間，又該如何尋求平衡？

一、員工轉成合伙人

許霞曾經有相當成功的職業生涯。她作為村里的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后進入銀行體系工作，一路做到地方分行副行長。

由于職務調整，許霞比預期提前半年辦理了內退。本來是開心的事，但驟然從忙碌到空閑，退休的生活一下子讓許霞無所適從。

丈夫、朋友都還沒到退休時間，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生活穩定，父母也還健康。時間都變成了自己的了。

“說起來，我好像從來沒有過這種體驗，有很多自己的時間，沒有必須要做的事，什么都可以隨心來安排。”許霞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她畢業后找工作然后結婚生子，撫養孩子、承擔家務再一邊闖蕩事業，直到近幾年才開始有機會出去旅旅游。

退休后的第一天，她照常在七點醒來，然后到小區棋牌室打了一整天麻將。

帶著父親到安徽、山西、新疆玩了一大圈，跟著旅行團游完“新馬泰”；研究起新疆-寧波的運輸生意；拉小區朋友想一起開社區團購店；到老年大學上課，報了“幸福心理學”；許霞抓起電話給女兒介紹了一堆相親對象開始催婚，恨不得第二天就開始幫女兒帶孩子。

還是閑。朋友給她介紹了一份保險公司的工作，許霞決定去試試。

退休前，許霞的年薪大約幾十萬；退休后，每月退休金也在一萬以上。并不差錢的許霞選擇重新開始工作，“主要是想繼續發揮自己的價值。”家人懷疑保險公司的資質，勸許霞好好享受退休生活，“過太平日子”。但她搬出“幸福心理學”里剛學來的一套：“我很開心去保險公司，希望你們能支持我，一家人互相支持最重要了。”

許霞并不需要保險公司給她繳納社保。實際上，保險公司也并不給大部分員工繳納社保——他們簽署的是代理人合同，本質上是勞務關系。

“勞務合同關系與勞動合同關系雖然僅一字之差，但法律效果上卻存在巨大的差異。”浙江曉德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文明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主要為勞務關系的主體之間只存在財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彼此之間無從屬性。用人單位支付勞務報酬，各自獨立、地位平等，而勞動合同關系恰恰相反。

他還指出，勞務關系主要適用《民法典》的規定，勞動合同關系主要適用于《勞動合同法》《勞動法》等勞動人事法規。

許霞的代理人模式，有點類似于現在網絡上調侃的“把員工轉成合伙人”。

一位在云南做餐飲的老板東東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自己的確在考慮把員工轉成合伙人的可行性。

“我有三家門店，大概二十個員工。員工流動率比較大，不交社保其實是行業內的普遍做法。”東東坦言，根據他的初步計算，如果給大家都交上社保，每個人每個月得多花一千多塊。“現在餐飲利潤率是非常薄的，大家甚至都要賠本賺吆喝。如果真都要上社保，我的三家店可能至少得關兩家。”

至于把員工轉成合伙人的模式，東東認為這是自己在尋找的一種規避風險的方法，至少能避免自己的店鋪走向倒閉。改聘退休員工也在他的考慮范圍內，他計劃先“觀望一下”。

不過，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康德智庫律師張秀紅在采訪中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在法律層面，勞動關系與合伙關系本質不同。

“勞動關系強調的是‘從屬性’，表現為考勤管理、績效考核、發固定工資；合伙關系則以‘平等性’為基礎。如果公司仍然要求所謂合伙人打卡上班、接受管理、按月領薪，這種關系的本質依舊是勞動關系。因此，把員工改叫‘合伙人’，并不能讓社保義務憑空消失。”她說。

張秀紅表示，一旦發生糾紛，勞動仲裁和法院更看重實際用工方式，而不是合同上的稱謂。企業不僅可能被認定存在事實勞動關系，還將被責令補繳社保、支付滯納金，同時還要承擔工傷、加班費、違法解除賠償等一系列風險。

“更嚴重的是，如果這種模式被大規模復制，勞動者的基本保障將被架空，社會保險制度也會失去應有的穩定性。所謂‘靈活用工’如果異化為‘規避用工’，實際上是在消耗勞動者的安全感與社會信任。”她說。

上了十天班，在家人的強烈反對下，許霞結束了在保險公司的工作——留下了自掏10萬元給自己購買的一份保險。好在說走就走，來去輕松，足夠“靈活”。

在回老家幫父親拔了幾天花生后，自稱“勞碌命”的許霞又撿起做了一半的社區團購店商業計劃書。她計劃著，把店開起來后找幾個退休的同齡好友一起來經營，“在家閑著也是閑著。我們這工資高不到哪里去，但就是大家熱熱鬧鬧地一起，多開心嘛。”

二、職工養老保險繳納人數5.34億

和許霞的經歷略有區別，柳青并沒有傳統職場經歷。她和丈夫一起經營了一家玩具店超過20年。在2019年之前，店鋪的經營權轉給他人，她也樂得在家休息了兩年，把小家重新整修了一番。

按照她的計劃，休息兩年后，年近三十的兒子就能成家，張羅完婚事后幫孩子帶小孩，人生圓滿。“我特別喜歡小孩。”柳青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但事情沒能按照她的預期發展。去年底，柳青拿到了第一份養老保險，兩千出頭，照她的話來說，“夠全家喝粥喝飽”，但好在有原來經營店鋪的留下的一些積蓄，生活并沒有太大問題。但兒子的婚事遲遲未定，帶孫子的計劃遙遙無期。

“跳廣場舞認識的那些姐妹，她們天天嘴里抱怨帶孫子孫女‘累死’，其實那個語氣都是有點炫耀在的。”柳青向記者吐露心聲，但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一次吵架，兒子對她說：“這么愿意帶孩子就去幼兒園上班好了”。

鎮上離家不遠確實有家民營幼兒園在招工，要求60歲以內的女性，月薪兩千。半是賭氣半是補貼家用，“加上在家呆著也是刷手機”，柳青成了這家幼兒園的生活阿姨，主要負責帶小朋友睡午覺、吃飯。

“交社保肯定不交的，問都不問的。我們這里養老保險都是自己交的，一年幾千塊，各個檔位自己選。”柳青說。

她口中的養老保險全稱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與許霞和大部分企業員工繳納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有所不同。

各地城鄉養老保險的繳納額度略有不同。以浙江為例，自2024年1月1日起，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個人繳費檔次為8檔，分別為每年200元~7000元不等，其中200元檔次為低保對象、特困人員、殘疾人、低保邊緣戶等困難群體參保政府代繳檔次。

而職工養老保險則根據收入比例來按月繳納。同樣以浙江為例，以上一年度職工的月平均工資為基準，并結合當地社會平均工資60%至300%的上下限標準進行相應調整。單位繳費比例為16%，個人繳納8%。

醫保也有不同的標準。

我國在2016年整合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行個人繳費與財政補助相結合的籌資機制。?2025年新農合個人繳費標準為每人每年400元?，同時可享受不低于670元的財政補助，即每年總資金為1070元。

城鎮職工醫保按月繳費，則以上一年度職工的月平均工資為基準，由用人單位承擔10%，個人承擔2%。

民政部、全國老齡辦近日發布《2024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5.34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5.38億人。醫保方面，居民醫保的繳費人數明顯高于職工醫保，分別為9.5億人和3.8億人。

柳青告訴記者，同事里還有幾位沒有退休的生活阿姨、保潔阿姨，單位也沒有給她們繳納社保。“我們這里的人基本上都自己買養老保險跟新農合，不用單位來交，工資拿到手里比較實在。有些說可以轉來轉去的，太麻煩了我們也搞不來。”

這種做法在實踐中并不罕見，但其實企業的做法是處于灰色地帶。

時代周報記者了解到，根據《社會保險法》《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為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并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系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該項義務不能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通過約定變更或者放棄。同樣，也不因員工個人已繳納居民保險而免除。

對于“轉來轉去”的麻煩，實際上，如果辦理養老保險銜接，賬戶的全部儲存額可以銜接并入另一套賬戶，在電子社保卡上即可線上申請轉移。

柳青把兒子發來的視頻教程分享給尚未退休的同事，同事并沒有回復。

三、靈活與保障之間的平衡

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越來越多像鄭女士、許霞、柳青這樣的“新老年人”重新走進職場，既是靈活用工的體現，也是對現有社保體系的一次考驗。

律師提醒， 在聘請退休人員或以“合伙人”“勞務協議”等方式用工時，企業并不是就能規避掉法律責任。

張秀紅談到，退休人員雖然已經領取養老金，不再強制繳納養老保險，但一旦企業在返聘過程中進行統一管理、考勤考核并支付固定報酬，就極有可能被認定為事實勞動關系。一旦發生工傷或勞動糾紛，企業仍需承擔賠償責任。

“所謂‘勞務協議’并不是免死金牌，仲裁和法院更關注的是實質而非名義。用工成本看似減少，合規風險卻被成倍放大。”張秀紅說。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當前靈活就業人數已經超過2億人，其中有不少是處于退休年齡的老年人。在靈活用工快速擴張、退休返聘熱度上升的同時，社保制度和勞動法規也亟需適應新的就業現實。

在陳文明看來，零工作為《勞動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非全日制用工，雖然與全日制用工在用工形式以及權利義務等方面存在較大差別，但依然屬于勞動者，享受勞動者的待遇，且現行法律也在用工關系建立和解除、工作時長、社會保險待遇等方面對勞動者進行了全方面的保護。作為勞動者應積極行使自身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