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國慶臨近，搶火車票、搶機票似乎成為每個小長假前夕的主旋律。

　　然而，在熱鬧的出行氛圍下，攜程卻因為“調價助手”被監管部門約談，成為節前行業的一大風波。

　　這款調價工具的初衷，是利用AI智能調價，幫助商家提升運營效率。但實際操作中，因強制開通、自動壓價等做法，反而讓商家普遍抱怨“定價自由”被剝奪。

　　諷刺的是，就在一個月前，攜程才剛剛高調發布了“智旅未來”酒店賦能計劃，喊出三年覆蓋20萬家合作酒店、助力酒店運營效率提升100%的目標。但理想還未落地，現實就已經傳來商家的一片怨聲。

　　而消費者端的不滿同樣在累積。僅過去30天，投訴平臺就出現了超2500條攜程相關投訴，集中在退差價、霸王條款以及大數據殺熟等問題上。除了攜程，多家OTA（在線旅游平臺）的類似功能也有被投訴的記錄。

　　對消費者而言，AI在個性化搜索、生成旅游攻略上確實帶來了一些便利，但就OTA平臺的AI應用而言，普惠感知卻并不明顯：

　　一方面，各種旅游的垂類Agent有“雷聲大、雨點小”之嫌，多數需要獲得邀請碼才能使用，且落地效果不算驚艷，還不足以改變消費者的固有習慣；另一方面，算法帶來的痛點則具體得多：大數據殺熟、通過“罵機票”“清緩存”來反向訓化算法，已經成為了不少消費者的日常。

　　不過，攜程的財務數據卻是另一番光景。2025年第二季度，攜程凈營業收入148億元，同比增長16%，環比增長7%，在節假日紅利推動下交出了靚麗答卷。

　　矛盾也由此凸顯：當平臺借AI講述“共贏”故事時，商家與消費者卻感受到更多掣肘。

　　當新一輪技術變革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AI會幫助消費者、小企業“謀福利”，還只是讓平臺收割得更精準、更輕松了？

　　AI賦能計劃：平臺敘事中的“共贏”

　　8月18日，攜程宣布啟動“智旅未來”酒店賦能計劃，提出以AI技術為核心驅動力，系統性助力酒店降本增效、開拓增量市場，讓平臺與酒店進一步成為收益增長共同體。

　　聽上去，這對酒店行業無疑是一針強心劑。畢竟，在經濟環境和消費習慣的雙重擠壓下，國內酒店的日子并不好過。

　　2024年底，全國酒店門店數已攀升至34.87萬家、客房1764萬間，規模超過2018—2019年的峰值，但繁榮背后是殘酷的存量競爭。今年上半年，11家酒店集團凈利率均值僅4.07%，整體盈利能力依然低迷。

　　在這樣的背景下，攜程描繪的藍圖——幫酒店跨過語言關、技術關和流量關——看似值得振臂一呼。

　　然而，現實中的落地卻換來了另一番聲音，為什么？

　　商家視角：被AI工具“裹挾”后失去了“定價自由”

　　在攜程的構想中，在“破流量關”的過程中，AI商家助手通過一系列智能工具賦能酒店。它能實時分析同商圈內的競爭情況，精準定位，幫助商家吸引更多客群。

　　然而，現實里的“調價助手”卻并沒有“建議”這么溫和。

　　這款被監管約談的自動化價格管理工具，所謂的“保持價格競爭力”其實很簡單，根據部分商家反饋：系統會定期掃描其他平臺（如美團、飛豬）上的同款酒店價格，一旦發現攜程價格高于競品平臺，就會自動調低酒店在攜程上的底價，或強制參與促銷活動。

　　更讓商家難以接受的是，不少酒店并未確認就被“默認開通”了調價助手、房態助手，而且關閉過程非常繁瑣。

　　業內人士提醒：酒店是服務主體，定價權理應掌握在他們手中。但在攜程的邏輯里，AI工具似乎凌駕在商家意愿之上。

　　甚至，即便在被約談之后，社交媒體上依然能看到商家反饋，稱調價助手并未徹底關閉。酒店的真實感受是：利潤被壓縮、定價權消失，仿佛“全世界的商家都要聽算法的安排”。

　　AI工具原本是為了賦能，卻成了平臺與商家博弈的武器。對酒店而言，AI帶來的不是確定性的紅利，而是新的不確定性。

　　消費者視角：算法背后的不安

　　在消費者端，大數據殺熟的質疑始終存在，甚至逐漸演變成一種“都市傳說”。

　　翻看投訴記錄，即便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厘清：是用戶頻繁刷新機票頁面導致了價格上浮，還是價格本來就在動態調整？在一個個孤立的案例里，因果關系模糊不清。

　　這正是算法的特征——它像一個黑盒。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人工智能哲學研究者徐英瑾在一期播客中表示，“算法是自蒸汽機問世以來，人類第一次無法完全理解的發明”。

　　不過有一點毋庸置疑：消費者心中的OTA服務，應當是公平透明的。

　　普通用戶之間價格一致，會員能享受到合理優惠，這是最基本的期待。但這一點，平臺和用戶之間顯然還沒有達成共識。

　　在攜程“智旅未來”計劃的一個公開案例中，我們看到，AI助力商家提升客單價的其中一個用途便是：

　　在用戶訂單提交頁會出現智能推薦房型升級選項，以更優設施與合理價差吸引客人下單提升消費。

　　問題在于，花費更多的用戶是否得到了更優質的服務？“合理價差”的定義究竟是誰說了算？消費者在何種情況下該堅持維權？這些至今沒有明確答案。

　　與此同時，社交平臺上開始流行起各種“反向訓化算法”的“邪修大法”。

　　最典型的是“罵機票”：年輕人反復在搜索框輸入“機票太貴了！取消行程?。　?，試圖把自己偽裝成消費能力有限的用戶，以博取更低價格。除此之外，清理緩存、關閉定位、甚至申請新賬號，也被視為對抗算法的手段。

　　然而，這些小技巧往往收效甚微。平臺采集的數據遠比想象中龐雜：手機型號、歷史消費記錄，甚至第三方賬號授權與好友關系，都可能影響算法對你的畫像。

　　換句話說，消費者很難靠“斗智斗勇”逃出算法的籠子。真正能打破這種不安的，仍然是平臺自身的主動作為。

　　寫在最后：AI紅利的分配難題

　　攜程的AI實踐，會是行業共贏的起點，還是平臺紅利的又一次集中？這個問題已經不只是學術討論，而是商家與消費者切身體會的焦慮所在。

　　監管這次出手，無疑給那些被“調價助手”壓得喘不過氣的商家，也給那些覺得自己被“算法玩弄”的消費者，出了一口氣。制度的監督、權利的保障，是紅利真正流動的前提。

　　技術普惠的應有之意，是社會中的多數人能因為AI變得更好。監管、規則、透明——這些是讓紅利不只是平臺的私有領地，而是真正散落到商家與消費者手里的路徑。

　　畢竟，如果AI只讓少數人變得更好，它最終也難以真正成為“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