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獵宋仁宗皇祐四年 （1052） 五月，一代偉人范仲淹 （字希文，謚“文正”） 在徐州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四歲。消息傳至京城，內外震悼，朝廷特意輟朝一日，以哀恤這位天下士大夫共同的精神領袖。
當年十二月，范文正公被安葬于河南府 （即洛陽） 尹樊里萬安山下。早在他染病不起時，仁宗皇帝便不時派人前往送藥和探視；得知他傷逝后，仁宗感傷嗟嘆許久；到下葬時，皇帝又為他的墓碑御筆親題“褒賢之碑”的碑額。
為這位后世公認的“有宋第一名臣”撰寫一篇敘述他一生事跡的神道碑，就成了一項無比光榮而沉重的使命。
它自然落到了歐陽修身上，但這并不全然因為他是一時天下共推的文壇宗師。
一
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一個多世紀前發表的論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指出，唐宋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幾乎所有方面都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是中國“中世”和“近世”的轉變期。這種“唐宋變革論”有力地影響了日本和中國史學界幾代學人。
內藤的弟子宮崎市定在《東洋的文藝復興和西洋的文藝復興》中對宋代的哲學、文學、藝術和科學等領域作了廣泛的分析后進一步提出， 宋代早于西歐數百年就出現了“東方文藝復興時代” （《東洋近代史》） 。
法國知名漢學家謝和耐 （Jacques Gernet，1921—2018） 也認為，“縱觀11—13世紀的整個中國社會，大家便會得到一種經濟和文化均取得了令人震驚之發展的印象”，以至于宋代有過一次中國式的“文藝復興” （《中國社會史》第225頁、302頁，謝和耐著，耿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
這場“東方文藝復興”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在北宋，可以粗略概括為 古文運動、道學 （理學、新儒學） 興起和政治改革的“三位一體” ：文學革新先驅，目的是更好地“載道”；政治改革繼之，是為了將“道”遍行于天下，造福億兆黎民百姓；理學探索殿后，是為了將古代圣賢未曾全部發明的隱藏于宇宙萬物、世道人心中的那個真正的、正確的“道”一勞永逸地揭示出來……
三者本質上是 全方位重整社會生活的不同側面的努力 ，目標是高度統一的。只是，到了北宋后期，隨著熙豐變法激起的紛爭與撕裂，三者才最終分道揚鑣了。
政治改革在當時居于這場全面變革的中心地位，然而文學革新，尤其是理學的建構卻對后世中國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這就是政治與文化的根本區別—— 政治惟有附著于一時一地的具體社會現實才能獲得意義，文化則因為直訴人性而擁有永恒的獨立價值。
歐陽修和范仲淹分別是古文運動的旗手與政治改革的中堅，故而當時沒有誰比歐陽修更適合來為范仲淹“蓋棺定論”。
歐陽修自己當然也視之為責無旁貸。他比范仲淹年輕十八歲，在古代就是下一輩了。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 歐陽修從年輕時就是范仲淹的追隨者，也是與他同進退、共甘苦的同志和摯友。
景祐三年 （1036） ，歐陽修平生第一次遭遇謫貶，從朝廷中樞的館閣要職外放夷陵縣令，就是因憤然指斥當權派、為遭排擠的范仲淹鳴不平而受的牽連。
在后來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中，時任監察御史的歐陽修是核心成員之一。他那篇力透紙背的疏奏——《朋黨論》，正是作于新政遇挫之際，當時，新政的反對者們將皇權歷來最敏感的“朋黨”臟水潑在范仲淹和他的同儕身上……
二
然而，這篇神道碑卻讓一代文宗寫得格外別扭和痛苦，以至“累年未成”。范仲淹的幾個兒子忍不住數次催促，歐陽修回信說： “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壘。”
按生活于兩宋之交的著名文人葉夢得的說法，這是因為范仲淹政治上的對手—— 仁宗一朝長袖善舞、深得皇帝信賴的宰相呂夷簡的門生們當時依然遍布朝野。
為了既秉筆直書，經得起歷史考驗，同時又不挑起新的政治紛爭，歐陽修不得不字斟句酌、慎之又慎。也許是為了讓自己的推測更有說服力，葉夢得還說，他曾在范家親眼看過這封信。
目前存世的《范文正公神道碑銘》不過2000字出頭一點而已，居然一年都寫不成！足見歐陽修落筆時的心態是多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在敘及范仲淹擔任邊帥鎮守宋夏邊境時與呂夷簡修好言和一事，歐陽修寫到：
于是二公歡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
沒想到范仲淹的兒子、在數十年后“元祐更化”時期出任宰相的范純仁收到這篇文章后斷然說道：
沒有這樣的事，我父親至死都沒有與呂公和解。
范純仁請歐陽修對這部分做出修改。歐陽修極為不高興，對范純仁說：“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不肯按范純仁的意思改，范純仁于是自行將這篇文章刪去20多個字，刻石立于范仲淹墓上。歐陽修得知后憤然對人說： “這不是我的文章！” （事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
關于這件事，時人還留下了好幾個不同版本的記載，內容主旨差別不大。《邵氏聞見后錄》中說，歐陽修曾因為范純仁擅自改動自己的文章，向蘇洵表達過自己的強烈不滿 （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一） 。但蘇洵的兒子蘇轍卻說，這場口水戰自己是從張方平 （字安道） 那里聽來的 （見蘇轍：《龍川別志》卷上） 。
與葉夢得差不多同時代的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還增添了另一個重要細節：當歐陽修得知范純仁擅自修改自己的文章，嘆息說：“我亦得罪于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
與范家、歐家乃至蘇家后人有諸多直接交往的葉夢得在剖析這樁“懸案”時，采取了調和折中的立場。
他認為，范仲淹大半生仕途的確受到呂夷簡的一再打壓，甚至刻意陷害，不然他能做成更多偉業，所以范純仁的堅持并不為過。然而在面對西夏這樣的外敵時，呂范二人都能擱置紛爭，自覺地以國家利益為重，他們在此事上同心協力的確是事實，所以歐陽修的文章也不能不說是對具體事實的忠實還原。
葉夢得還提供了看待這件事情的另一個視角：歐陽修的這篇神道碑作于仁宗朝末，當時非但“呂黨”和“范黨”中的大部分骨干都依然在朝， 與“呂范黨爭”有直接和深度關系的仁宗皇帝也還在世，這就讓歐陽修下筆時更加左右為難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 。
三
縱觀范純仁日后的政治生涯，他絕不是一個黨派意識強烈、小肚雞腸的人。相比于父親范仲淹的嫉惡如仇，范純仁更像一個包容大度的謙和君子。
事實上，在后來共同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所謂“舊黨”陣營中，范純仁是最愿意變通和妥協的一位，也是對反變法領袖司馬光提出過最多不同意見的人。據此推測，范純仁的堅持顯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不惜得罪父親的故交、當時文壇的第一人歐陽修，一定也是為了捍衛自己認為必須白之于世的真相。
從蘇轍的記載來看， 對于呂范二人是否最終“解仇”的問題，當時的主流輿論似乎是傾向于范純仁、而非歐陽修的。 所以，更多非議反倒是指向歐陽修，而不是未經同意擅改歐公大作的范純仁。
蘇轍之所以故意不提自己的父親，而要搬出二蘇兄弟的第一位伯樂張方平，可能也正是因為張方平在政治立場上屬于“呂黨”，是范仲淹的反對派，且素與歐陽修不睦。作為一個后輩，他想以這種方式來淡化自己同樣尊敬的前輩之間的愛恨情仇。
范仲淹身后另一篇重要的紀念文章，也就是墓志銘，是他的另一位同志和摯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數度出任宰相的富弼 （字彥國，他也是著名的詞人宰相晏殊之婿） 撰寫的。他的態度就比歐陽修要黑白分明得多。
在寫給歐陽修的一封信中，富弼還委婉地批評說， 文章就該是是非非、揚善懲惡，那種隱奧微婉的春秋筆法，非孔子那樣的圣人不可為之。 他說，自己寫的“《希文墓志》中，所詆奸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創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恤也。” （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一） 言下之意似乎是，歐陽修是在和稀泥，其實完全不必顧慮那么多。
我猜想，富弼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家，對于文學和學術缺乏直覺敏感和深刻思考，他專注于寫作在當下的社會功能。而歐陽修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他下筆時想得更多、也更遠。
這里有一個小插曲：富弼對歐陽修的《范文正公神道碑》還提出過一個細節上的意見， 他認為歐陽修沒有寫清楚范仲淹一生仕途中所任官職的升遷情況，讓人看得不夠明白。
這對于當時人來說，大概是很重要的。但歐陽修回答說：這篇神道碑寫的是“天下國家之大者”，后來人才不會感興趣范公的官場履歷表呢 （葉盛：《水東日記》卷七“歐公撰范文正碑”） 。
很明顯，同樣是寫文章，紀念一個共同熟知的人，歐陽修和富弼關注的重點是截然不同的。
四
放到千年以后的今天來審視，范仲淹的高風亮節自不待言， 但要因此便把呂夷簡說成一個奸臣和小人，恐怕是大為偏頗的。 不說別的，以宋仁宗之英明睿智，能夠如此長久地信賴和倚重他，就是對夷簡人品道德與政治才干的有力背書。
實際上，呂夷簡與范仲淹的分歧，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利益之爭——這尤其表現在他們的追隨者那里，但更多是對當時局勢判斷以及執政理念方面的南轅北轍。
呂夷簡可能不是一個勇于站在時代潮頭的高瞻遠矚的偉大政治家， 但在和平守成年代，他絕對是一個務實干練的能吏，總能夠把方方面面的各種事務處理到最妥帖。 “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 （《宋史》卷三一二《呂夷簡傳》） 這就是以審慎克制聞名的仁宗皇帝選擇他的原因。
在對形勢判斷的大方向上，宋仁宗是站在呂夷簡一邊的。不到迫不得已，他不會支持范仲淹的全面更張計劃。即使偶爾支持一下，也是三心二意、有很大保留的。宋仁宗并非不知道范仲淹的忠鯁與才華，但在他的政治路線圖中，老成持重的呂夷簡是比激進求治的范仲淹更趁手的棋子。
事實上，宋仁宗也一直在努力給范仲淹尋找最適合他的角色。這與幾十年后宋神宗對王安石的態度截然不同。因此，雖然“慶歷新政”與“熙豐變法”的內容大不相同，但就性質而言，呂夷簡與范仲淹的矛盾，就是日后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矛盾的預演。
很可能， 正是因為現實政治中遭遇的巨大挫折，才成就了青史中的范文正公 ——今日中國，還有幾個人知道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名叫呂夷簡的大人物？
此外，從時人留下的許多記載來看，呂夷簡雖然確有貪權戀棧的短處，但他的肚量一點也不差，就算談不上“肚里能撐船”，也顯然不是一個心胸狹隘之人。
眾所周知，朱熹一向非常看不上呂夷簡 （盡管他與呂夷簡的后人呂祖謙是摯友） ，這或許是因為朱子也是一個大規模、全方位政治變革的熱心鼓吹者。但就連以理學之是為是、以理學之非為非的元朝史臣們在評價呂夷簡時也稱許他“……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 （《宋史》卷三一二《呂夷簡傳》）
總之，呂范之間的分歧，并不是善惡是非之分；“呂黨”與“范黨”之爭，也不是君子與小人的斗爭——正如后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爭、“舊黨”與“新黨”之分 （至少在徽宗朝蔡京等執政之前） 那樣。
親身卷入過酷烈的改革與政爭的梁任公獨具慧眼地指出：
中國前此之黨禍……后此之黨禍，皆可謂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不肖者固爭焉以營其私，即賢者亦爭焉以行其志，爭之既急，意氣自出乎其間，彼此相詆，而以朋黨之名加入，于是黨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梁啟超：《王安石傳》第三章《荊公之時代》（下））
五
作為一個深具人性直覺與歷史洞察力的偉大文學家，歐陽修對自己的文章懷有更遠大的抱負。歐陽修與富弼、范純仁一樣，都是局中人和所謂“范黨”一系， 他能夠跳出自己身處的時代和社會，努力留給后世一幅更高層次上的“客觀真實”。
具備這種自覺意識的人鳳毛麟角，說到底，這就是后世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都能從醉翁的文章中獲得獨特感悟的原因。
據說有個叫江休復 （字鄰幾） 的官員兼文人，不知為何與歐陽修氣場不和，晚年著筆記《江鄰幾雜志》，對歐陽公多有詆毀。好友梅圣俞得知后告訴了歐陽修，但他始終不去打聽。
后來江休復去世，歐陽修前往吊唁，痛哭不已，并且主動對他兒子說：“你父親的墓志銘，就由我來寫吧。”以歐陽修的文壇身份，這可是千萬人求之不得的殊榮！歐陽修寫的這篇墓志銘中，對江休復沒有一句貶低的話。
知情人說，這絕不僅僅是展現了歐陽公的大度與包容。其中更深之意在于：后人讀到這篇文章，能夠感知歐陽公對江休復的始終如一，就不會再輕信江休復在《雜志》一書中對歐陽公的詆毀 （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 。
的確， 這種歷史使命感貫穿于歐陽修文學生命的始終，讓他從未有過片刻的馬虎與懈怠。
許多年后，曾肇 （字子開，曾鞏之弟） 奉命修國史，他對呂夷簡當國的那段史實不加絲毫美化，還頗多苛責。哲宗元祐間 （1086~1094） ，呂夷簡之子呂公著出任宰相。有人到他那里打曾肇的小報告，呂公著一語不發，也不聞不問，待曾肇一如起初。
后來有門客私下里一再追問，呂公著才回答說：“‘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如果曾肇寫得不對，天下自有公議；但如果他寫得對，而我以宰相的權力橫加干預，又豈能讓后世信服！” （朱弁：《曲洧舊聞》卷三）
那是一個時代的士風：從偉大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理學先驅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直至文壇宗師歐陽修對義理、考據、詞章的精益求精……那個時代的士大夫身上充盈著一股自覺意識， 他們以文明“道統”的傳承者自負。他們深信，世道之興亡、文化之盛衰、人心之明暗，皆取決于自己當下的一言一行。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冰川思享號 （ID：icereview） ，作者：陳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