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正滑向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英國的經濟正處于不安而動蕩的暗流之中，政策制定者們在通脹的余燼與增長寒冬的夾縫里艱難跋涉。

英國央行行長安德魯·貝利說， “利率的道路將繼續逐步下降”，因為央行在馴服通貨膨脹和刺激難以捉摸的經濟增長之間權衡。

“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他在葡萄牙辛特拉歐洲央行舉辦的論壇上對CNBC的安妮特·魏斯巴赫表示。“但下一次會議我們將走向哪里？我們拭目以待。”

經濟學家預計，政策制定者將在8月的下一次會議上將利率下調25個基點，這將使央行的基準利率從4.25%降至4%。

但英國央行的貝利說，政策制定者需要判斷持續的通脹壓力，例如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超過通貨膨脹和能源價格上漲，是否會繼續緩解。

“對我來說，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能看到這種軟化趨勢，并且創造一個通貨膨脹回到目標水平的環境？”他說。

財政大臣蕾切爾·里維斯將經濟數據稱為“顯然令人失望”，并再次強調其“財政規則”的鐵律——日常政府支出不得舉債。

自去年十月這些“不可談判”的規則設立以來，經濟與財政地基已然松動， 高企的通脹掛鉤債務利息吞噬著公共財政 ，低于預期的稅收收入與不斷下調的增長預測 （預算責任辦公室OBR預計今年僅增1%） 相互疊加，使得平衡預算的承諾在衰退的威脅面前顯得蒼白而脆弱。

經濟學家們指出，在堅守財政紀律與承諾增加公共支出的雙重枷鎖下，政府實質上已無選擇—— 增稅似乎成為唯一可見卻極不受歡迎的出路。

貝利罕見地公開呼吁財政框架需要“靈活性”，這已經暗示了若財政部執意增稅或減支抽走需求，央行的降息努力可能如泥牛入海，效力盡失。

此刻的英國，短期政策工具已難以調和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生產率長期停滯、投資持續低迷以及全球化逆風下的貿易脆弱性。

貝利的“漸進降息”陷阱

安德魯·貝利在葡萄牙辛特拉論壇上對降息前景的表態，核心是“逐步”二字。這個詞聽起來很謹慎、很負責……

但細品下，又何嘗不是一種無奈的“被動”？因為他同時明確拒絕承諾在即將到來的八月會議上就采取行動，只留下一句“我們拭目以待”。看似是留有后路的說法，實際上暴露了央行決策層內心的巨大掙扎和底氣不足。

他們被兩股強大且方向相反的力量死死地拉扯著，幾乎動彈不得。

一邊是頑固不退的通脹，誠然，五月份3.4%的總體通脹率相比之前的高峰是降下來了，這讓一些人松了口氣。但這距離央行設定的2%健康目標還有不小的差距，更關鍵的是， 通脹的“硬骨頭”——核心服務業通脹——依然堅硬無比，高達5.7%。

什么是核心服務業通脹？就是像你出去吃飯、理發、住酒店、看演出這類服務的價格漲幅。這部分通脹特別“粘”，不容易降下來，因為它跟英國國內的經濟狀況，尤其是工資水平，聯系得非常緊密。

而偏偏現在英國人的平均工資增長速度跑得比物價還快！

工資漲了，企業成本高了，服務價格就可能跟著漲；而物價漲了，工人又可能要求更高的工資來維持生活。

惡性循環使情況變得越發艱難。

同時，全球能源價格的波動 （比如最近中東局勢緊張帶來的油價上漲風險） 也像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再次推高通脹。

在這種情況下，央行如果貿然降息，就像給還沒完全熄滅的火堆扇風， 通脹這個“火苗”隨時可能復燃甚至失控。

所以，貝利口中的“降息窗口”，更像是一道狹窄、脆弱且隨時可能關閉的縫隙。

另一邊則是經濟引擎的突然熄火。四月份，英國經濟出人意料地萎縮了0.4%，這可不是個小數目，相當于經濟增長的輪子突然卡住了。

而且， 英國經濟還面臨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夾擊。 內部，財政大臣里維斯去年秋天引入的企業增稅等措施剛剛開始發力，這無疑給企業的投資和擴張熱情潑了一盆冷水。外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關于可能對歐洲汽車征收高額關稅的威脅言猶在耳，如果成真，對依賴汽車出口的英國來說將是沉重打擊。

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讓本已疲軟的增長前景更加黯淡無光。

與英國相鄰的國家，情況也不容樂觀，歐元區那邊，六月份的通脹率已經降到了2%，正好是歐洲央行的目標值，這意味著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和更足的底氣去考慮降息刺激經濟。

美國那邊，雖然通脹也在高位，但 美聯儲似乎更有信心能實現所謂的“軟著陸”——即在控制通脹的同時不引發嚴重衰退。

相比之下，英國的央行顯得格外“孤獨”。它幾乎成了唯一一個還在“前線救火”的主要央行，而且面對的是“火勢” （通脹） 還未完全撲滅、“水源” （增長） 又瀕臨枯竭的險境。

于是，它不得不在一個極其狹窄的通道里“走鋼絲”： 既要小心翼翼地防止通脹死灰復燃，又要避免利率過高把本已脆弱的經濟徹底壓垮 ，甚至滑向經濟停滯但物價依然高企的可怕境地——經濟學家稱之為“滯脹”。

從這幾個方面來看，貝利的“漸進降息”承諾，與其說是一個清晰的政策路線圖，不如說是在巨大不確定性下的一種風險聲明。

它揭示了央行決策者的信心與英國經濟嚴峻現實之間深刻的割裂。

每一步降息都將是如履薄冰、猶豫再三的結果，遠非市場所期盼的坦途。

在英國經濟這艘大船同時遭遇“通脹逆風”和“增長暗礁”的當下，央行的舵輪顯得異常沉重。

里維斯的財政困局

面對如此境況，無怪乎英國財政部長蕾切爾·里維斯被自己親手鍛造的“財政規則”鎖鏈緊緊束縛住了。

她引以為傲、反復強調的“鐵律”——政府日常運轉的花銷絕不能靠借錢來維持。

這當然是個很有志氣的想法。但問題是，英國經濟這艘船正航行在驚濤駭浪之中，這條看似牢不可破的規則，如今卻像一副沉重的枷鎖，不僅拖慢了航速，更可能讓船有傾覆之危。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自去年十月里維斯宣布這些“不可談判”的規則以來，英國的經濟和財政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劇變，這讓這套規則的基礎變得搖搖欲墜。

最沉重的打擊來自高昂的債務利息。英國政府為了過去的開支借了很多錢 （國債）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和通貨膨脹掛鉤的—— 通脹越高，政府要付的利息就越多。

去年通脹飆升時，就像一個無形的吸血鬼，瘋狂吸食著公共財政的血。

2023年，英國政府光是支付債務利息這一項，就花掉了相當于整個國家經濟產出 （GDP） 的4.5%！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峰值。

這筆巨額支出不是用于修路、建醫院、發福利，而是白白地流向了債券持有者。

它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得財政喘不過氣，嚴重擠壓了其他真正能惠及民生和刺激經濟的支出空間。英國政府的錢包還沒捂熱，一大筆錢就先被“利息”這個無底洞吞掉了。

況且這個時候政府的“錢袋子”——稅收收入——卻開始癟了下去。

稅收從哪里來？主要靠經濟活動。企業賺錢了交稅，人們工作拿工資了交稅，大家消費買東西也要交稅。但當經濟像今年四月那樣突然萎縮了0.4%，整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在收縮，蛋糕變小了，政府能分到的份額自然就少了。

負責預測的獨立機構預算責任辦公室 （OBR） 已經 將 今年英國的經濟增長預期調低到了可憐的1% ，而且這個數字很可能還會進一步下調。

經濟增長乏力，稅收就上不來，甚至可能比預期的更差。這就讓里維斯“平衡預算”的目標——即不靠借錢來覆蓋日常開支——變得越來越像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及。

規則要求她“量入為出”，“入”卻在不斷縮水，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

面對這樣一個入不敷出的殘酷現實，里維斯理論上只剩下三條路可走，但單純依賴這幾個路子，最終結果也不過是通向死胡同，這在本質上還是個“無解”的選擇題。

例如，砍開支 （減支） 。這是最直接符合她“規則”的做法——既然錢不夠花，那就少花點。不過問題就在于，英國的公共服務，尤其是全民醫療體系 （NHS） 和教育系統，在過去的財政緊縮政策下早已傷痕累累、捉襟見肘。

醫院大排長隊、學校資源緊張、社會服務短缺……這些都是多年緊縮留下的后遺癥。

如果現在為了死守規則，進一步削減這些領域的日常開支，無異于在傷口上撒鹽。

這不僅僅是效率問題，更可能引爆公眾的強烈不滿和社會危機， 英國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務是社會的安全網，這張網再被剪薄，后果不堪設想。

再例如，多借錢 （增債） 。這似乎也不錯？既然收入不夠，那就借點錢來花？只是如此就直接違背了里維斯自己設定的核心規則——“日常支出不舉債”。

更重要的是，里維斯所屬的工黨政府上臺時，向市場鄭重承諾的就是“財政審慎”。如果這么快就打破自己定下的“鐵律”，將會嚴重動搖金融市場對政府信譽和財政紀律的信心。投資者可能會要求更高的利息才肯借錢給英國 （推高借貸成本） ，甚至拋售英國國債，引發金融市場動蕩。

對于急需穩定環境的經濟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又例如，多收稅 （加稅） ？看起來，這似乎是唯一一條既不違反“日常支出不舉債”規則 （借錢用于投資是規則允許的，但里維斯現在需要錢來應付日常開支） ，又能立刻增加收入的路子。

這位財政大臣自己也暗示，這是“唯一真正的選擇”。去年，英國政府其實已經提高了企業稅率，但同樣地，不出意外地引發了商界的強烈抱怨，指責這會打擊投資和競爭力。

如果現在再對個人加稅 （比如提高所得稅、國民保險等） ，那將直接沖擊千千萬萬普通家庭的腰包。

老百姓口袋里錢變少了，首先削減的就是消費。

而消費支出恰恰是英國經濟最主要的引擎，占了經濟總量的大頭。

在經濟增長本已乏力甚至萎縮的時候，通過增稅來抑制消費，無異于給奄奄一息的經濟引擎澆上一盆冷水，很可能讓它徹底熄火。

所以，這看似三選一的局面，實則還是無解，里維斯說“唯一選擇是增稅”的潛臺詞，其實已經暴露了殘酷的真相，在當前經濟急劇惡化、增長難覓的衰退邊緣，她所堅持的那套“不可談判”的財政規則，已經行不通了，必須做出妥協！

否則，如果真的一味增稅，英國很可能陷入一個可怕的“死亡螺旋”：政府加稅→老百姓和企業錢變少、不敢花錢投資→消費和投資需求下降→經濟進一步惡化、失業增加→政府的稅收反而更少 （因為經濟活動更差了） →財政窟窿更大→政府被迫再加稅……

如此惡性循環，經濟將墜入深淵，難以自拔。

貨幣與財政的“危險脫鉤”

中央銀行的政策制定者通常避免評論政府的財政政策，以避免被指控干涉或偏袒。然而，貝利接受訪問時，還是忍不住說道，盡管雷維斯“制定了一套非常清晰的財政框架”很重要， 但“其中應該有足夠的靈活性。”

“英國有一個財政框架，我與財政大臣經常討論這個問題。我知道財政大臣非常致力于制定強有力的財政政策，這對于宏觀經濟穩定來說是很重要的。”他說。

這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含蓄的譴責，它尖銳地揭示了一個當前英國經濟最危險的病灶——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正在嚴重“脫鉤” ，像兩個各自為戰的士兵，不僅無法合力御敵，甚至可能互相掣肘，讓整個防線瀕臨崩潰。

這就形成了令人絕望的局面，英國的央行在努力“放水”試圖刺激需求，而財政部卻在通過“增稅”和可能的“減支”來“抽水”，抑制需求！

兩股力量作用方向完全相反，效果相互抵消。

其結果則必然是永遠也無法裝滿一個池子。

貝利擔心的正是這個，如果他在八月真的降息了，其效果很可能僅僅是被財政緊縮的力度所對沖，勉強起到“緩沖墊”的作用，稍微緩解一下經濟下墜的沖擊力，根本無法有效地刺激出新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動能。

降息帶來的那點“甜頭”，可能瞬間就被增稅或服務削減帶來的“苦頭”所淹沒。

歷史的教訓殷鑒不遠，貝利呼吁財政應具備“靈活性”，背后是對“貨幣政策獨木難支”的一些可能的憂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在那漫長的經濟低迷期，日本央行曾長期將利率降至零甚至負利率，并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 （大量印錢購買資產） ，試圖刺激經濟。

但這些超常規的貨幣刺激政策效果卻遠低于預期，一個關鍵原因就在于， 同時期的財政政策未能有效配合，甚至有時是緊縮的。

當企業和消費者信心崩潰，深陷通縮預期 （大家預期未來物價會跌，所以捂緊錢包不消費不投資） 時，僅靠央行放水，就像“推繩子”——你再用力推，繩子也立不起來，無法有效傳導到實體經濟，刺激真正的需求。

結果是政府債臺高筑，經濟卻長期陷入低增長、低通脹 （甚至通縮） 的泥潭，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

英國若不警惕，恐步其后塵。

無論是央行糾結于降息的時機和幅度，還是財政部困在財政規則與增稅減支的“三難”里，政經精英們的焦點都過度集中在短期的政策微調上，卻有意無意地回避了英國經濟肌體深處那些長期潰爛、難以愈合的“結構性頑疾”——這才是真正拖垮英國增長潛力的“病灶”，可惜無人關注，或關注亦有限。

英國工人的生產效率 （簡單說，就是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價值） 增長已經低迷了十幾年，在主要發達國家 （G7） 中幾乎墊底。

“脫歐”的動作也加劇了某些行業的勞動力短缺 （比如農業、物流、餐飲） ，增加了與最大貿易伙伴 （歐盟） 做生意的繁瑣成本和摩擦，嚴重打擊了企業的投資意愿。

企業不愿意花錢升級設備、研發新技術、培訓員工，生產效率就更難提升，形成惡性循環。

與德國、法國等歐洲鄰國相比， 英國企業在廠房、機器、研發等能提升未來競爭力的領域投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長期偏低。 錢流向了哪里？可能更多是金融投機或者股東分紅，而非用于夯實長期增長的基礎。

里維斯雖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公共支出計劃”，宣稱要投資基礎設施和綠色轉型，這本是治療“投資黑洞”的一劑良藥。

但諷刺的是，這些能夠提升國家長期生產力和競爭力的關鍵投資， 恰恰 需要大規模、長期的資金投入，很可能需要突破她那個“日常支出不舉債”的財政規則束縛。

如果死守教條不放，這些計劃最終很可能淪為畫在紙上的大餅，無法落地生根。

英國經濟結構有其特殊性，它極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法律、咨詢等高端服務業的出口。所以，當世界走向“碎片化”，貿易壁壘增高，各國更傾向于“自給自足”時，英國這種高度外向型、依賴全球自由貿易的服務經濟模式，就顯得格外脆弱，一些風吹草動都可能對其核心產業造成沖擊。

預測和必要的改變

基于此，我們不得不對未來的路徑做出幾個關鍵而現實的預判，盡管它們聽起來可能并不令人振奮。

首先，關于央行的降息。市場普遍押注八月會議上英國央行會扣動降息的扳機，下調基準利率25個基點。但這很可能并非一場慶祝寬松時代回歸的盛宴，更多是“象征性”的。

貝利他們大概率會非常勉強地邁出這一步，其主要目的是安撫焦慮的市場情緒，給企業和消費者傳遞一絲“曙光在前”的信號，避免信心徹底崩潰。

不過他們未來的每一步都將是“極度謹慎”的，為什么如此扭捏？因為 他們內心深處對通脹這頭“猛獸”是否真的被馴服毫無把握。

核心通脹、特別是服務業價格和工資的“頑固高燒”，以及全球能源市場隨時可能因沖突再起的波瀾，都是一些未知的境況。

其次，里維斯引以為傲，甚至奉為圭臬的那套“財政規則”，其崩塌幾乎已成定局。

現實比人強，當經濟在四月出現0.4%的萎縮，并且增長前景被OBR一路下調至可憐的1%時，當高昂的債務利息吞噬著預算，而稅收因經濟疲軟持續低于預期時， 死抱著教條不放，無異于經濟自殺。

到年底前，巨大的壓力將迫使里維斯做出一個痛苦但必要的妥協。

她很可能不得不援引“國家緊急狀態”或“異常經濟挑戰”這類名義，為她那套“不可談判”的規則打開一個豁口——允許政府舉債，但僅限于為那些能提升國家長期競爭力的“生產性投資”融資，比如修建關鍵的基礎設施 （鐵路、電網、寬帶） 、投資綠色能源轉型，或者支持前沿科技 （如人工智能、生物技術） 的研發。

這將是規則實質性的松動，是財政教條向經濟生存現實低頭的必然。如果她拒絕邁出這一步，堅持在衰退陰影下增稅或砍公共服務支出，無異于給垂危的病人放血，只會讓英國經濟更快地滑向失速甚至更深的衰退深淵。

第三，“滯脹”的陰影會在一定長期時間籠罩著英國國內的各行各業。影響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中東或其他地區爆發新的沖突，導致全球能源價格再次飆升 （就像俄烏沖突初期那樣） 。與此同時，英國勞動力市場緊張，工會力量強大，推動著工資增速 （目前仍在6%以上） 居高不下，甚至持續快于通脹整體回落的速度。

工資增長本身不是壞事，但若其速度遠超生產效率的提升，就會轉化為持續的通脹壓力。

在這種雙重夾擊下，英國央行即使八月象征性地降了息，到了秋季也可能被迫緊急“剎車”，暫停任何進一步的寬松動作。

結果就是：一方面，通脹 （尤其是生活成本） 依然令人痛苦地高于目標；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卻因高利率 （相對歷史水平仍高） 和緊縮財政的雙重壓制而持續低迷，甚至陷入停滯。

經濟陷入一種“溫水煮青蛙”般的困境，增長停滯 （滯） 與物價頑固 （脹） 并存，這是決策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噩夢，卻可能成為英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短期在鋼絲上跳舞的貨幣政策和在死胡同里打轉的財政政策，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止痛片。英國經濟沉疴已久，需要的是觸及根本的“長期解藥”—— 一場聚焦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必須打破過去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政策循環，真正下決心去修復經濟核心問題，例如：

• 讓勞動力市場更靈活、更有效率： 改革福利制度，鼓勵更多人 （尤其是長期不工作人群） 重返崗位；投資職業技能培訓，讓勞動者適應新經濟的需求；簡化移民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在關鍵短缺領域引入必要人才。

• 解放企業的活力： 大刀闊斧地簡化繁瑣的監管，降低合規成本，讓企業家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創新和經營上，而不是應付文山會海。

• 強力扭轉“投資黑洞”： 政府不僅要言出必行地落實其聚焦基建和綠色轉型的公共投資計劃 （這本身就需要突破舊財政教條） ，更要營造極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穩定性和戰略性引導，把國內外資本 （尤其是瞄準未來產業如AI、生物科技、清潔能源的資本） 像磁石一樣吸引到英國，投入到能提升國家長期生產力的領域。

英國經濟此刻正站在一個令人心悸的懸崖邊緣，要避免墜崖的厄運，避免淪為新時代的“歐洲病夫”，英國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補的“漸進主義”或固守陳規的“財政教條主義”。它需要的是 一場打破所有常規的“政策革命”，一次思想與行動上的徹底轉向。

在確保通脹預期不失控的前提下，需要容忍通脹在目標之上運行更長一段時間，為結構性改革爭取寶貴的窗口期，而不是在經濟剛顯疲態時就因對通脹的過度恐懼而急踩剎車。

財政部更需要壯士斷腕的決心，將寶貴的財政空間 （即使需要適度增加借貸） 聚焦于能提升國家長期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生產性投資”——如現代化基礎設施、前沿科技研發、綠色能源網絡和國民技能提升。

最最關鍵的是， 整個政府必須要直面痛苦的改革 ，即推動勞動力市場現代化、監管體系精簡化和投資環境吸引力提升等結構性改革，過程必然伴隨陣痛和利益調整，但這才是治愈英國經濟“病灶”的唯一良方。

繼續在舊思維和舊工具的框框里打轉，只會讓“難以捉摸的增長”從當前的困境，固化為英國經濟未來數十年揮之不去的“長期詛咒”。

懸崖邊的英國，是選擇勇敢一躍開啟革新，還是在猶豫不決中被深淵吞噬？

時間，已經不在他們這一邊。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東針 ，作者：東叔，審校：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