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獵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退休”概念，實際上并非伴隨著職業的出現而自然誕生，它的誕生與社會保障制度緊密相連。
古代的人幾乎終生勞作，養老責任多由家庭或宗族承擔。直到工業革命帶來生產力的躍升和現代國家財政能力的建立，公共資金供養老年生活才成為可能，“退休”這一概念才由此誕生。
幾天后，美國的社會保障計劃將迎來它的90周年。1935年8月14日，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社會保障法》，為人們開啟了脫離終生勞作、邁向獨立生活的新紀元。
彼時的美國，缺乏有效的退休收入規劃工具。大規模的養老金體系和退休儲蓄計劃尚未出現。人們停止工作后，許多人只能依靠家人扶養，或陷入貧困。一些無依無靠的老人最終被送入由政府運營的救濟院——那里提供住所和食物，但前提是老人必須打工回報社會。社會保障倡導者南希·奧爾特曼說：“幾乎每個州都有救濟院，主要收容老年人。”她專注研究美國社保歷史，著有多部相關著作。
在大蕭條最嚴峻的歲月里，大約一半的美國老年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此后數十年，社會保障成為改善老年經濟狀況的關鍵力量。根據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的數據，2023年，社會保障使1630萬6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免于貧困。如果沒有這項制度，當年的老年貧困率將達到37.3%，現實僅為10%。
羅斯福總統開啟了美國社會保險的新時代，這是一項由政府資助、匯集雇主和工人繳款的全國性項目，旨在保護所有美國人。如今，社會保險涵蓋了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醫療補助以及失業保險。幾乎所有美國工人都繳納社會保障稅，并有資格獲得相應福利。該計劃不僅提供退休金，還包括殘疾保障及配偶和父母的死亡保障。
相比之下，退休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約半數的私營部門工人參與工作場所退休計劃，許多人退休時都儲蓄不足。
隨著90周年的到來，社保體系正面臨嚴峻考驗。該計劃的退休信托基金目前支持約6100萬美國人，將于2033年耗盡。如果國會不采取行動，老年人的福利將面臨大幅削減，可能減少多達23%。
此外，社保局面臨嚴重的人手短缺問題。特朗普政府裁減了約7000名社保局員工，稱機構存在浪費、欺詐和濫用職權，正在推行全面改革，導致客戶服務越發吃力。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意識到，要讓社會保障制度重回正軌，必須厘清公眾的誤解與現實的真相。以下是關于美國社會保障的六大常見誤區，以及它們背后的事實。
誤區一：社保資金已經耗盡。
社會保障的資金主要來自工資稅和債券利息。自2021年以來，其支出已超過收入，差額部分依賴信托基金中的儲備金彌補。預計2033年，這些儲備金將被耗盡，屆時工資稅收入預計只能支付大約77%的福利開支。這個預測雖然令人擔憂，但大多數專家相信，國會不會允許這種大幅削減真正發生。
退休研究中心高級顧問艾麗西亞·芒內爾表示：“工資稅收入部分還是會到位，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應對——是允許削減23%，還是由國會注入新資金來維持全部福利，或是尋求一種折中方案？”
事實上，注入一般收入 （general revenue） 以保障福利完整性，是兩黨都曾提出的方案。國家社會保險學院首席執行官麗貝卡·瓦拉斯坦言：“這絕非理想，但確實有人支持這一措施。”
誤區二：嬰兒潮一代老齡化是主要問題。
人口老齡化確實加速了信托基金的消耗，但這并非唯一的挑戰。最大的影響因素之一是技術層面的預測偏差——信托基金受托人進行75年期預測時，每年都會調整預測，逐漸增多收入不足的年份，減少盈余年份。
同時，出生率下降減少了新進入體系的勞動人口。收入不平等也在侵蝕社會保障的稅基——越來越多工資收入超過繳稅上限 （2025年為176100美元） ，而1983年時約90%的工資收入需繳納工資稅，如今僅剩83%。自1990年以來，工資稅率并未上調。
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社會保障與殘疾政策主任凱瑟琳·羅米格指出：“財富流向最富有的人，正在侵蝕社會保障稅基。”
在解決方案上，進步派傾向于提高或取消繳稅上限，同時提高福利水平；中間派傾向于結合增稅和適度削減福利；保守派多主張提高退休年齡，削減較富裕退休者的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民調顯示，不論黨派、年齡或收入水平，公眾普遍支持取消工資稅繳款上限，并逐步提高繳款額度。
誤區三：社會保障有助于彌補赤字。
社會保障資金主要由《聯邦保險繳款法》 （FICA） 自籌，工資稅率為12.4%，由雇主和雇員平攤。少部分收入來自信托基金利息和福利稅。
根據法律規定，社會保障局不能借用聯邦政府普通金庫的資金，也不能舉債，這也是信托基金預計2033年資金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誤區四：信托基金不過是一堆欠條。
實際上，社保有兩個信托基金，分別用于退休和殘疾保險。它們如同支票賬戶，收入流入，福利支出流出。
自1983年最后一次重大改革以來，這兩個基金積累了大量盈余；到2024年，儲備金額將達到2.72萬億美元。
盈余資金投資于特別發行的美國國債，當支出超過收入時，基金將贖回這些債券以支付福利。
盡管如此，公眾信心曾被誤導，最著名的例子是喬治·W·布什在2005年推動私有化提案時，錯誤稱社保基金不過是一堆欠條。
城市研究所退休政策項目主任理查德·W·約翰遜說：“這些債券與其他聯邦債券一樣，享有聯邦政府的完全信任和信用支持。它們不是虛構的，多年來一直被用來支付福利。”
誤區五：必須現在削減福利以保障未來。
1983年改革將退休年齡逐步從65歲提高至67歲，導致福利削減12%至14%，對1960年以后出生者影響最大。如今，削減福利的影響尚未完全顯現。
支持提高退休年齡的理由通常是“我們都活得更長了”，但壽命增長的受益人群幾乎全部是高收入和高學歷者。
約翰遜指出，社會保障的工資增長調整機制將使子孫后代受益。他估計，本世紀前10年出生的人群，其終身社會保障金 （經通脹調整） 幾乎是20世紀50年代出生者的兩倍。
但他同時警告，提高退休年齡將傷害低收入退休人員，因為他們無法延長工作年限，且壽命增長有限。
誤區六：社保存在大規模浪費和欺詐。
埃隆·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門對社保局進行了人事大調整，導致數千員工離職，雪上加霜。馬斯克更錯誤地稱社保局是“龐氏騙局”。
實際上，社保每年支付超過1萬億美元福利，不當支付率不到1%。
盡管裁員后剩余員工被重新調配以緩解客戶服務壓力，倡導老年人權益的組織“老齡正義”董事總經理特蕾西·格羅尼格仍表示，客戶服務依舊捉襟見肘。
她說：“許多外地辦事處工作人員壓力巨大，難以滿足民眾需求。”
社保局稱服務有所改善，但已停止公布福利處理時間和電話等待時間等指標，格羅尼格指出，這讓外界更難評估實際進展。
1935年，羅斯福總統在簽署《社會保障法》時說：“我們無法保證百分之百的人口免受生活中百分之百的危險和變遷，但我們努力為普通公民及其家庭提供一定保護，使他們免于失業和老年貧困。”
他也坦言，這項法律“遠未完善”。此后，國會多次修訂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但仍然不能應對層出不窮的挑戰。
國家社會保險學院首席執行官麗貝卡·瓦拉斯說：“社保制度設計者始終期望它能世代傳承并持續強化。回望歷史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捫心自問：我們兌現90年前承諾的努力做得如何了？”
2025年9月1日，中國將啟動強制全民社保政策。消息一出，輿論沸騰。有人拍手叫好，視其為社會公平的體現；也有人憂心忡忡，擔憂這是財政壓力下的“硬性攤派”。
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社會保障制度為何不具備自我調適能力？
回望歷史，制度的僵局往往需要被來自外部的沖擊打破——黑死病、工業革命、1929年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這些事件或摧毀舊利益格局，或迫使政府重塑社會契約，代價之慘烈，非人類所能輕易承受。
2000多年前，中國道家就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說。自然法則無視人類苦樂，制度邏輯也不會因為個體的痛苦而停止調整。哪怕你家門口的包子鋪倒閉了，老板和員工流離街頭，這也只是自然和社會運行的無情常態。
西方思想家也表達了類似觀點。霍布斯描述自然狀態為“孤獨、貧困、骯臟、殘酷且短暫”，熊彼特將資本主義視作“創造性破壞”，新秩序的誕生，往往伴隨著舊秩序的坍塌。
人類天生渴望安全感，努力設計所謂“穩定”的規則體系，卻難逃無常。
問題是，我們的大腦習慣用線性思維預測未來，但要應對非線性、黑天鵝式的沖擊，必須接受“反人性”的訓練。這對龐大的人群來說幾乎不可能。
走紅一時的“貝葉斯思維”強調不斷用新信息修正舊認知，是應對無常的有力工具，但它要依賴兩個關鍵前提：信息必須完整且及時，決策者必須愿意調整。
現實中，一旦政治阻力、既得利益和公眾情緒介入，貝葉斯的優雅數學，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最終，人類希望用制度對抗無常，卻發現自己終究也是無常的產物。貝葉斯原理能幫助不斷修正路徑，但每一次修正，都會有人掉出“安全網”。這不是技術失敗，而是變化本身的代價。
當下，中美社保改革的爭議，正是人類與無常的最新博弈。技術與政策或許能延緩危機，但無法徹底消除風險。
制度進化的代價，終究要由一個個具體的人來承受。
再反過來想一下，我們會發現，現代各國社保制度的設計，往往基于一個假設：勞動者擁有穩定的長期雇傭關系，工資收入持續、規律，社保繳費和福利發放才可能相對明確。
然而，現實中的就業形態早已發生深刻變化。零工經濟、自由職業者、短期合同工、平臺工作者早就成了新常態。許多人工作時間斷斷續續，收入不穩定，沒有固定雇主，很難把這部分人納入傳統社保體系。結果，龐大的“非典型就業”群體成為社保覆蓋的“漏網之魚”，既缺乏退休保障，也缺少醫療和失業等基本安全網。
這種脫節，不僅加劇了社會保障體系的脆弱，也暴露了制度進化的緊迫性。
無論是中美兩國，還是全球其他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如何創新制度設計的難題：如何突破以往以固定雇傭為基礎的繳費模式，探索更加靈活、包容的繳納和福利分配機制，使得社保不僅服務于傳統勞動者，也能惠及不斷變化的勞動力群體。這不僅是社保制度的技術問題，更是社會公平與經濟韌性的核心考驗。
拿我自己來說吧。現在我人在美國上學，沒有國內的工作，但我仍然選擇每個月自己繳納國內社保，金額不大，只是想到了退休還能領點養老金，算是給未來留個保障。
表面看這靈活繳費挺暖心，實際并不輕松。繳費基數和比例決定了將來能領多少，而我現在沒有收入，坐吃山空，能否持續繳費成了問題。更不用說，將來我的養老金可能遠低于預期，畢竟這“自立更生”的路，得自己掏腰包，負擔還挺沉重。
很多靈活就業的人，也在這條路上搖擺——想多繳，壓力山大；繳少了，未來又忐忑不安。
這其實反映了中國社保制度的一個大難題：怎么在保障覆蓋面和繳費公平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
我自己的經歷，也許不算什么，更大的現實是，在社保制度逐漸向更多元、靈活方向轉型的今天，無數像我一樣在異鄉生活、身份多變的人，都想努力“買”一份保障，又不得不面對各種不確定和壓力。
這何止是一個政策問題，這是一代人在時代轉折的夾縫中，為生活安全感掙扎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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