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高管，為何要給自己和妻子買墓地

他的墓志銘成為他人生的唯一自述。

我曾在國內某新一線城市采訪過一位年輕的地產高管。

30歲之前，他就給自己和妻子買了墓地。他的理由是以后墓地的售價肯定會越來越高，公墓肯定會越來越擁擠，早點給全家的將來預留下回歸寧靜之所，實乃以較小的代價，保證了全家人百年以后可欣然相聚于地下。

他認為這是自己做的最滿意的一件事。

這位高管身高1.86米，畢業于武漢體院，曾入選解放軍八一青年集訓隊。他當運動員時體重只有70公斤，進入地產行業后體重暴漲，如今已是將近100公斤的人了。當運動員時一頭烏黑濃密的頭發，現在已經變得跟馮侖一樣了。

在房地產行情看漲的年代，這位高管所在的公司，跟本地所有房企一樣“搶土地、搶節點、搶進度、搶工期、搶預售、搶客戶”。瘋狂的“六搶”節奏，就像打仗一樣，容不得半點失誤。每個延遲都意味著競爭劣勢，都會激活大腦杏仁核的威脅反應。

身為80后，這位高管認為自己已經到了職業生涯的節點，眼看著身邊年輕的90后、00后高管不斷涌現，他內心的緊迫感、焦慮感、恐懼感特別強烈。

他名下一共有四套房，每套房的平均月供為4000元，加起來總共16000元；妻子辭職在家當家庭主婦，他每個月付給妻子8000元生活費；父母身體不好，他搬到了父母所在的小區，每天除了上班外，還要照顧患了腦血栓的父親。

作為地產行業的營銷總監，加班加點是常有的事兒，夜里十點回家算早的。有時他徹夜加班，凌晨三四點回到家，干脆也不睡了，去院子里跑兩個小時的步，回來洗把臉，喝杯茶，直接就又去上班了。

他總是認為行業發展太快了，自己進步太慢了。他每天都要讀一個小時的書，讀王石、馮侖等地產大佬寫的書，也讀過許家印寫的書。

他很羨慕那些90后、00后們動不動就可以“躺平”，而他上有老，下有小，身負全家的重托，眾望所歸系于一身，是絕對不可以“躺平”的。

他連墓志銘都給自己想好了：

“從小，他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追求者；學生時代，他是一位瘋狂追求籃球專業的青年；進入房地產行業后，他是資本家的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他還是父母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兒子的好父親！”

他認為這個自我評價相當全面、客觀，堪稱“未蓋棺而定論”。

近幾年來，國內房地產不景氣，這位高管的收入亦隨之下降。最近我瀏覽他的朋友圈，發現他又轉戰到尿不濕行業了，經常在朋友圈推廣他的尿不濕產品。

我認識的很多中年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他們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家庭責任和個人健康問題，內心充滿了各種執著——對事業的追求、對家庭的承諾、對自我價值的實現等等。他們每天都在想“要往桶里裝得更多”。

這些執著讓他們不斷奮斗，但也給他們帶來了心理和身體的沉重負擔。他們在高壓，競爭與無常中掙扎，卻又時時渴望內心的安寧與平靜。

我覺得，這位高管的故事相當典型，充滿了現代職場人的矛盾與掙扎。他的焦慮不是孤例，而是整個時代人們精神困境的縮影，從提前購買墓地到職業轉型，從家庭責任到自我評價——幾乎涵蓋了中年危機的所有要素。

當一個人將自我價值完全綁定于外部系統，比如職業成就、他人評價、社會地位等，就如同將自己的靈魂抵押給了波譎云詭的市場。

當個體的工具性徹底壓垮主體性時，人就會陷入一種“存在性不安”——就像這位高管將自我價值完全綁定在職業角色上，那么行業的震蕩便會直接摧毀其存在根基。

從根源上來說，地產高管的焦慮來自于將自己的人格進行了雙重的“工具化”：

對外，當年房地產行業的“搶”字訣，把他異化為瘋狂運轉的工作機器；

對內，他主動地把自己的生命拆解成了KPI。

他必須持續“增值”以防被淘汰，每天讀書以維持競爭力，他的人生被異化為在時間暴政下的“倒計時賽跑”。

他好像隱身于一所“角色監獄”，在“好員工、好丈夫、好兒子”的人設中耗盡真實自我。這種“擔心無法滿足他人期待”的心理，反而會對親密關系帶來嚴重的損害。

當他的“工具價值”貶值時，焦慮亦隨之而來——這種焦慮的本質，實則是他價值系統單一化的惡果。

特別諷刺的是，他讀許家印的書學習成功學，結果許家印的企業卻爆雷了；他羨慕比他年輕一代的人能“躺平”，卻不知道“躺平”恰恰是對工具化人格的消極反抗。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他跑步的細節：

凌晨加班后回到家，不睡覺，跑幾圈步再去上班——這表面上看是自律，實則是一種自我懲罰和自我剝削。他并不是為了身體健康，不是為了享受內啡肽，而是在進行一種維系“高效機器”運轉的“工具性維護”——通過透支自己的身體潛能保持工作狀態，這是一種不值得提倡的“自毀式自律”。

從運動員時期的70公斤到地產高管的100公斤，他體重的暴漲其實也是行業高壓的“物理顯形”——地產行業的“六搶”節奏迫使他將身體作為加班燃料，用暴食來緩解壓力，而頭發脫落則是持續應激反應的生理代價。

當疲憊的身體向他發出警告時，他反而更加瘋狂地榨取自己的身體價值，完全把自己的肉體當成工具來使用。

名下擁有四套房產本來是他的榮耀，卻日漸變成了四副“黃金枷鎖”。房產本是生活的容器，卻成為月供16000元的債務工具，迫使他晝夜不休地持續高負荷地運轉，這也解釋了為何某些中產會陷入“越奮斗越被困”的怪圈。

他的職業焦慮的根源，還有一部分是出于恐懼被年輕人取代，這又源自于他將自我價值完全綁定在“地產營銷總監”的職業標簽上，然而當行業下行，他轉行賣起了尿不濕，以前的身份認同亦隨之崩塌。

他閱讀王石、許家印等人的著作，其主要目的并非求知，而是要尋找成功學的模板。他羨慕年輕人“躺平”的姿態卻不敢實踐，其本質是自己早已被馴化成了資本機器上的齒輪。

不幸的是，在工作壓力巨大的同時，他又被家庭責任給綁架了：照顧腦梗的父親，供養妻兒老小，這本應是愛的表達，卻被異化成“不可躺平”的道德枷鎖。妻子辭職在家，他要每月付給妻子8000元生活費——其實也暴露了他將家庭關系貨幣化、將親密關系異化為雇傭契約的思維。

這位高管的職業經歷，就像是中國房地產行業黃金年代的縮影：表面上膨脹增值，而內在則空洞焦慮。

當潮水退去，從“搶土地”到“搶賣尿不濕”，工具人終究還得要面對主體性缺失的殘酷真相。

這位高管的“行業發展快，自己進步慢”的焦慮，暴露了他早已內化的資本主義邏輯：人生必須像房價一樣持續增值。當身體脫發、肥胖和地產行業衰退同時發出信號，他的精神防線亦即刻崩潰，人生價值亦隨之坍縮。

30歲買墓地看似荒謬，實則是他的工具化思維的極致體現：連死亡都要提前規劃好性價比！但更可悲的是，他不但給自己買了墳墓，甚至連墓志銘都寫好了——這相當于是把自己的死亡也當成了項目管理。當一個人連死亡都試圖“高效管理”，人生的意義便徹底湮沒在工具理性的黑洞里。

他在墓志銘里羅列的“共產主義追求者”“好兒子”“好丈夫”等標簽，暴露了他從未思考過“我是誰”，而只是用諸多個社會角色來拼湊出一套自我認知。

諷刺的是，他為自己和妻子買墓地，本來是想保證全家“欣然相聚于地下”，然而在活著的時候，加班、應酬、月供的壓力，讓他根本無暇與家人真正地相聚。墓地的寧靜與空蕩，恰恰反襯出他現實生活的喧囂與混亂。

提前購買墓地，看似直面死亡，實則是在用消費行為掩蓋存在恐懼，是死亡焦慮的錯位轉移，是通過“完成購買墓地KPI”獲得虛假掌控感，從而回避對生命意義的追問。

怎么辦？

顯然，這位高管需要的不是更好的時間管理或轉行建議，而是主體價值的覺醒。畢竟，個體的價值不在于你是什么，而在于你如何選擇成為自己。

首先，建議這位高管問問自己：“如果沒有月供、職稱和他人期待，我究竟想如何存在？”通過自我拷問來逐步剝離角色枷鎖。

其次，他可以重構自己的身體關系：停止再將肉體當作效率工具，仔細傾聽脫發與肥胖背后的生命抗議，恢復運動員年代的朝氣蓬勃，找回運動帶來的純粹存在感。

最后，他應該允許自己身心的脆弱存在：接納“躺平”的合理性，明白喘息一下并非罪過，而是主體復蘇的必要條件。

當他的墓志銘從“優秀的職業經理人”變為“終于找回自己的探索者”，他才可能真正與家人在墓中“欣然相聚”，因為當生命一息尚存時，他已學會了與自己欣然相處，以及與家人輕松團聚。

真正健康的心理狀態應該是“螺旋式上升”：個體在承擔必要社會工具的角色時，亦要保持主體清醒，就像一名演員，既要投入角色之中，又保持自我覺察。這種動態的平衡才是應對焦慮的根本之道。

真正的生命意義永遠處于“未完成”狀態。人生不是一份待辦清單，而是你要有允許某些花朵永遠停留在蓓蕾狀態的勇氣。

在生命的長路上，我們每個人都像西西弗一樣推著巨石上山。但西西弗也可以是幸福的。幸福不在于不推巨石，而在于你在推石過程中自我主體意識的覺醒。

當你在凌晨跑步時能突然駐足，聆聽早晨的第一聲鳥鳴而非時鐘的倒計時；當你推銷尿不濕時能因嬰兒的笑臉而受到感染，微微一樂，那一瞬間，你便在巨石的裂縫中瞥見了生命存在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