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一位旅行生活方式的頭部自媒體人，姐們學播音主持出身。十多年前，因為受不了體制內的束縛，又生性愛玩，她從電視臺裸辭。四處游歷時，她琢磨著找份能光明正大“旅游”的事業，沒想到竟意外踩中了短視頻的時代風口。

對電視臺主持人來說，搞短視頻簡直是降維打擊。加上前些年企業營銷預算充足，自媒體正處流量紅利期，沒多久她就組建了自己的拍攝團隊。憑借穩定輸出的優質內容，她靠口碑不斷獲得新合作，漸漸擁有了穩定的客戶和業務。

口罩前她生意不要太好，法國波爾多就去了十幾回，每回出場費8到10萬打底，商務艙往返；這兩年媒體一片低迷，她的變現能力依舊能打：團隊里的專職攝影師，月薪平均能拿到5萬；就連兼職攝影師，在她這月收入也有2萬～3萬。?

這樣的收入，讓絕大多數“媒體老師”自愧不如。事實上，收入反映的只是一種結果，當機構媒體被自媒體全方位超越，年輕和中年媒體人該何去何從？

傲慢：正在消失的媒體光環

傳統媒體人的傲慢，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這種既傲且慢，除了媒體大廠title之外，更深層的根源，在于曾經牢牢掌握的媒介話語權。

從解決戶口到社交體面、頭頂光環登堂入室，光鮮亮麗的媒體人曾是被外界仰視的對象。像我當年畢業就進了國家通訊社，一到兩會采訪的都是省長副省長，明星大腕企業家進了大會堂都得夾著尾巴走。

可現在呢？除了少數政務新聞口的記者保留有類似“特權”，絕大多數的媒體在發行量和觀看量、資訊報道和議題設置、輿論引導和社會監督功能上，都早已被自媒體取而代之。

固然主流媒體的權威性仍在，但當身處其中的媒體人發現：第一現場不是你的，選題方向不是你的，公眾討論平臺不是你所在的，閱讀觀看量還要倚仗外部平臺流量池推送的時候——那份傲慢，從何而來？

開頭提到的那位旅游博主，一年有300天在路上，被各種政府、平臺和企業邀請做拍攝。她自己既是老板、又是IP、還是商務BD——有商單就直接內容變現，沒費用就做原創探訪或植入其他品牌，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個人IP團隊化運作。

她能根據不同的合作體量，靈活安排相應的版面和調整客戶權益，再按比例給合作的攝影師和后期團隊分成。因為收入和項目直接掛鉤，團隊積極性特別高——遇到時效性強的商片，當天拍攝，當晚就能剪輯出片。

對比之下，我感覺自己弱爆了，這并非關乎個人能力，而是路線選擇問題。對于大多數主流媒體從業者而言，在面對行業資源和團隊利益分配時，往往無權做出任何決定。

據我所知，絕大多數主流媒體的記者編輯，連出國出差都不能自己決定，甚至護照都由單位統一保管，走一次境外差旅審批恨不得找8個領導蓋章；有時出于維護資源的目的，多做的內容產出，反而可能成為領導和其他部門“彈劾”自己的把柄。

一個項目做完，對于團隊里辛苦參與的伙伴，也沒有權限及時兌現相應的獎勵和支持——只因為一切資源都不是你的，是平臺賦予的。

在傳統媒體時間久了，眼瞅著同樣垂類的自媒體風生水起，自己卻佛性本空事不關己，還要給團隊洗腦——我們不是自媒體，不是什么都做。這倒真應了沈騰小品里那句“多做多錯，不做不錯”。

營收：割據模式，留不住客戶

早早看清媒體畸形生態的人，已經跳出來單干了。之前我在《 為什么媒體干不過自媒體 》這篇里也談過機構媒體的被動與低效，很大程度上是由變現分配模式決定的。

在主流媒體，因為某種通行規范或管理標準，采編和商務是嚴格分開的，做內容的采編人員不碰錢，跑客戶的銷售不碰內容。

曾經我堅定地認為，這種制度性規定是保證媒體客觀公正的必要前提，但如今很難不懷疑：機構對這種規定的堅持，是不是出于上層對人力可替代性的考量——畢竟在大廠和機構里，人人都是一顆可替換的螺絲釘。

這種模式導致了兩個問題：一是采編人員在KPI設置上缺乏有效的利益驅動，對商業化內容不上心，甚至排斥；二是廣告銷售經常過度承諾客戶，可實際執行中，因為不掌握內容制作發布權限，承諾往往難以兌現。

自媒體時代已經讓這兩種情況悄悄彌合。營收下滑的生存壓力，迫使采編人員不得不重視內容變現；而銷售為了“舔”客戶，爭取面談機會，也開始嘗試開賬號做自媒體。

可船大難調頭， 傳統媒體早已形成路徑依賴。 自媒體搶走了不少業務，而采編經營分開的擰巴模式，導致內容交付的效率和質量低下，進一步加速了客戶流失。

現在的客戶越來越不好糊弄了。尤其在經濟下行周期，企業更追求營銷轉化；但機構媒體的廣告形式單一，甚至連帶貨鏈接都無法植入，動輒上百萬的營銷報價，讓企業轉頭就把預算投給了更接地氣的自媒體。

自媒體博主雖沒有大廠光環加持，卻在自媒體平臺“人人皆可發聲”的新生態里，掌握了新的話語權。再加上可通過內容付費、品牌植入、電商帶貨、銷售分成、咨詢服務等實現多元化變現，不僅能拿到比肩機構媒體的資源，更賺到了在機構媒體永遠賺不到的錢。

轉型：找到自己的“閉環”

多年前，西方學界就有觀點認為：主流媒體的衰落不可避免。那時正值電視的巔峰，門戶的崛起，幾乎沒有人相信，有一天我們會不看電視不開電腦上網，而是全民低頭盯著手機屏幕里的小哥哥、小姐姐。

今年早些時候，我去新加坡《聯合早報》總部參觀訪問，得知這家在華語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傳媒，面對自媒體沖擊，也在依靠政府補貼維持運營。因為“一個國家總需要客觀公正的聲音。”

話雖如此，媒體人再有理想，不可能“為愛發電”一輩子。傳統媒體的深度調查性報道在經濟上普遍難以維持，得到的一點公關費對比龐大的機構開支，不過是杯水車薪。

那么，對有志于新聞傳媒業或已踏上這條船的普通人而言，面對殘酷的生存現實，該如何選擇？

是忍受清貧和限制，擠去靠政府撥款的傳統媒體上一個班；還是去平臺做牛馬，等待35+被邊緣、被優化？看起來好絕望對不對？

我在前兩篇文章里有探討過新聞傳媒類文科生的出路問題，今天 我建議大家從“國企改革”的視角重新看待這一問題。

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下崗潮，背景是國企面臨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和民企外資競爭加劇，更核心的是國家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曾經壟斷話語權的傳統媒體，不正如計劃經濟時代壟斷了棉花資源的紡織廠、壟斷技術渠道資源的家電廠嗎？

既然這種傲慢且畸形的生態一經打破就很難回頭，媒體從業者必須做好市場化的準備，學會為自己做戰略規劃，創造自己的生態閉環。

對年輕人來說，剛入職場資源有限，去機構媒體學習專業技能、積累資源依然很有必要；當人到中年，成為大廠中高層后更應當警惕，不能滿足于淪為“上傳下達”的聽命者，要隨時保持一種離開單位也能單干的能力與勇氣。

最后我想說，人都有惰性，只要頭上的大廠光環一天不消散，就很難面對孤軍奮戰的艱辛、承受長夜痛哭的壓力。

上班打工只是為生活兜底的權宜之計，人生的終局，從來不會被打卡機和四面攝像頭所圍困——你當像楚門沖破虛擬敘事的束縛，你當像鳥兒飛過你的山。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Mulan看世界 ，作者：Mulan往里走